9月5日，淩晨，位於克奈普霍夫島的柯尼斯堡大教堂，寂靜的海風吹拂的菩提樹。 　　聖職者們和早起的信徒們如往常一樣進行禮拜，聆聽著波羅的海最大管風琴之一的奏樂和新教的唱詩班歌唱。費霍神父作為其中禮拜的一員，直到現在，神父依舊對於新教有別於天主教的儀式，表現不太適應。不見任何聖母聖徒的雕塑與繪畫的教堂，沒有聖水缽和蘸聖水畫十字的教堂，信徒直接向上帝祈禱的教堂，處處都表現出它和天主教教堂的不同。而誰能想到在宗教改革前，它曾經是天主教的教堂。 　　過去一年半的時間裡，費霍神父常常會選擇去普列戈利亞河左岸的天主教小教堂進行禮拜。普魯士作為較早施行宗教寬容的國家，這座城市居住不少從波蘭避難的天主教徒。而今天自己出現這裡，隻要是為了向“老師兼朋友”的康德校長進行告別。 　　自1790年，外交部組織三位專業的翻譯文官幫助自己後，康德著作的《實踐理性批判》在年末提前完成翻譯，並定稿出版後，引起社會了廣泛的討論。啟蒙運動對西班牙神學影響較弱，哲學上也沒幾個創作的作者。在法國爆發了被法國人吹捧的革命後，教會和一些保守知識分子對於這部外國著作表示懷疑，他們的報紙認為這是百科全書派在重新給自己的“理性”尋找正當性。因此就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理性與信仰是否可以共存？”而保守派的答案是三個字“不可能”，並且主要聲音在教會。塞維利亞主教米格爾認為：康德提出理性和斯賓諾莎主義（無神論性質的哲學學說）殊途同歸，理性與信仰僅可二擇其一，康德的解釋，隻是這個必然過程一個中點而已。 　　這個問題被踢給了這本書的主審。而費霍神父自然不可能承認自己是無神論者，而且那些為西班牙啟蒙運動背書的“國家經濟之友協會”的成員也是下場，立刻引經據典（歐洲那些哲學思想）進行反擊。然而有關哲學的論典，讓人眼花繚亂，誰也說服不了誰。 　　至於人數眾多的旁觀者，聽不懂而且拗口的語言，導致更多人隻在意結論是什麼？包括作為國王的阿方索，對於這個問題，有著後世眼光的自己都不知道該怎麼使用恰當的語言來回答這個問題。 　　為了一個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並更加深入康德的理性和神學的關係，費霍神父決定離開奧韋耶多大學的教授崗位，前往康德所在的柯尼斯堡大學進行長達一年半的求經之旅。 　　清晨的禮拜結束後，康德和費霍神父一起走在菩提小道上。 　　“關於你的邀請，我很抱歉，西班牙國王邀請我回國主持事務，我恐怕無法再留在這裡。”費霍神父表達自己的歉意，本來一周前康德校長準備邀請自己擔當，邏輯和形而上學的正教授職務，一起鉆研如何把先驗論命題的依據升級為一套理論體係，來補充純粹理性的內容。 　　“人是理性存在者，而人的心性本就是直觀的。你來柯尼斯堡是為了求學，在你學到一定程度必然是要回到你的國家。這點我早有預期，你不需要道歉。”康德用他善用的哲學用語，大度地接受了神父的拒絕。 　　這段對話，讓兩人離別的氛圍清淡了不少，轉變為正常友人的對話。 　　“我還記得你，當初是想回答‘理性與信仰是否可以共存’這個問題來到這裡，現在有答案了嗎？”康德詢問道。 　　“當然，理性和信仰是可以的共存的。”費霍神父解釋道，“正如你說的，人是理性存在者。理性會提出三個問題，我能夠知道什麼，我應當做什麼，我可以希望什麼。人提出三個問題可以理解為得到幸福的準則，也可以認為理性的最後目的，理知的世界。可是每個人的生活的經驗不可能世俗統一。而讓將兩者統一起來，隻有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 　　“作為友人，我給你一個建議。不要試圖去學習哲學，而是要思考哲學，隻有這樣，你和西班牙其的朋友才能真正認識這個世界。”康德送了一句忠告。 　　費霍神父點了點頭，望向背後的柯尼斯堡大教堂，並說出自己心中所想：“我的父親為西班牙人的精神生活開啟一個嶄新的時代，而我不能讓這個時代，在我這裡畫上句號。” 　　兩天後，費霍神父帶著他在柯尼斯堡大學鉆研的手稿，手抄本，書籍，滿滿一個箱子，坐上了前往哥本哈根的商船，並將在那裡換船，到西班牙。 　　而恰逢同一天，臣服普魯士國王命令的布倫瑞克公爵帶著先頭部隊從凡爾登試圖再次前進。普奧聯軍從凡爾登出發後，碰上了從色當南下和巴黎支援的混編的野戰法軍，終於進行一場正麵會戰。 　　為什麼是終於，因為布倫瑞克公爵在過去一周裡，找書苑 wwｗ.ｚhaoshｕyｕan.com 一直在阿根尼山地的隘路所在的村莊的法軍采取迂回戰術和等待凡爾登的軍糧。在逼退法軍支援後，成功占領了克魯瓦隘路，格南德普裡隘路，打開前往沙隆道路的通道後，然而普奧聯軍的進度速度依舊十分緩慢，整個都看上去都小心翼翼，公爵認為需要把五個隘路的法軍趕走，才安全，這樣才放心和法國人來一場國王要求的正麵會戰。但是法軍突然一個往沙隆撤退的情報，讓公爵不得不立刻下令改變方針。而這一改變方針，普魯士的前衛部隊在行進中就碰上了法國人在耶倫高地設防的法軍炮兵陣地攻擊。 　　公爵了解到情況後，立刻組織炮兵還擊。 　　“然後就一打，就是長達5-6小時的炮戰，規模十分宏大。然而殺傷力有限，下午那場小雨，難以對敵軍造成跳彈傷害，當然敵人對我們也是一樣，傷亡不到300人。我嚴重懷疑法國人是故意把普軍的炮彈給拖沒。”戰後，尼奧斯上校在雨夜撤退中，這樣評價不是會戰的會戰。 　　“普魯士的步兵精神狀態不好。在炮兵效果不顯的情況下，承擔責任的步兵的軍官和士兵，他們都因為下午的那場冷雨而渾身濕透，臉上都出現了死一般的蒼白。我在那些線列步兵出發的地方，撿到了不少紙牌。他們是多麼擔心上帝會懲罰那些不虔誠的人。隨著法國火炮因為他們距離的接近，而傷亡增加，他們的痛苦嗚咽在傳染。更糟糕的是，普魯士的軍官並沒有抓住的法軍彈藥車炸開的戰機，撤退無法避免。”比貝爾格中校也在日記中記錄普魯士失敗的另外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