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雷沒有回答。

斯黛拉接著道：“去年，我有幸采訪過裡希子爵本人。在去年第三區‘兒童權利的促進與保護大會’上，他作為大會的特邀發言人發表了一個大概二十分鐘的演講，呼籲大會要警惕近年來兒童的‘性化’問題。您能想象當時我坐在臺下的心情嗎？

“那天我約了他一個單獨采訪，詢問他對兒童性犯罪量刑的看法，他對著我誇誇其談，說了一堆毫無意義的屁話，末了，他說第三區的許多民眾根本領悟不了律法的精妙，他們隻是蠻橫地要求法律站在自己這邊：當法條對自己有利，他們就認為法律應當被絕對地執行，任何其他的價值判斷都不應摻雜其中；但當法條對自己不利，他們就開始叫囂法律不該拘泥於條文，而應該考慮它是否貫徹了正義。

“於是我問，‘既然如此，當子爵您麵對法條與價值的分歧時，會更傾向於何種聲音呢？’你們知道他如何回答我嗎？”

斯黛拉抬起了手，學著當初裡希的動作道，“他閉上眼睛，在胸口與額頭劃了一個十字，對我說，‘我隻等待上帝的意誌，畢竟一切終將由他作最終的審判，我等在人世間應做的事隻有一件，那就是反復地思考、觀想兩樣東西：頭頂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令’，它們將帶我們穿過一切難解之謎。”

千葉發出了一聲短促的笑。

司雷望向窗外，已經完全沒有了胃口。

斯黛拉順手拿起手邊的鐵匙，輕輕敲了敲自己裝著氣泡水的玻璃杯，“女士們，請看著我，我得承認，雖然以前我也會跟著我父親去做彌撒，但其實我心裡從來沒真的信過哪位神明。

“盡管如此，我仍然相信每個人在人生的終末都會麵臨一場審判——它並非來自宗教，而是來自每個人的內心。所有你曾作過的惡，傷過的人，都會被事無巨細地寫成一份判決，也許在外人眼中，你是一個如何光明的、偉岸的人，但你無法欺騙自己，你無法逃離自己內心的審判，你會清楚地拿到自己的審判書，承受道德上的煎熬。

“但當裡希子爵對著我說出剛才的那番話，我才真正明白，這一切隻不過是我自己的一廂情願——在那個想象的法庭裡其實根本沒有法官，沒有陪審，沒有律師……事實上那裡什麼都沒有，整個法庭就隻有一個人，就是我們自己。

“‘道德律令’真是世上最無用的枷鎖，它隻能困住那些把‘道德’奉為座上賓的人，一個人對自身的道德要求越高，‘道德’就越是能把他折磨得死去活來。而那些視‘道德’如無物的惡魔呢，一切的‘道德律令’隻會諂媚地匍匐在他們腳邊，像一條搖尾乞憐的狗——這些人可以對著它呼來喝去，隨意拿捏它的尺度。需要時他們可以捧著十字架扮演聖人，不需要時他們就對這些東西棄如敝履。

“隻要你手握權柄並蔑視他人的痛苦，那這個世界對你來說就百無禁忌——那些衣冠楚楚，身居高位，整日以正人君子自稱的男人就是這麼過日子的，他們的快活和自由，旁人根本想象不到！”

斯黛拉看著司雷，“剛才您問我，既然我已經答應了海因茨，又為什麼要把這些事講給您聽，我告訴您，不為什麼，我就是想講，我就是想讓您知道，當我了解到這次從核心城來的調查官是一位女性，尤其是在我查過您的履歷以後——”

“不必再稱呼‘您’了，聽著怪怪的，”司雷輕輕抓了抓自己的頭發，“喊我司雷。”

這一晚，司雷坐在客廳的沙發上讀完斯黛拉的手稿，前後大約花了一小時左右的時間，文字的記錄讓她頭皮發麻。文本中的罪惡雖然殘忍至極，卻並沒有什麼新意——它們在如今的某些荒原上俯拾皆是，但司雷無法想象它們會發生在宜居地裡，尤其是譚伊。

這些訪談……全部都需要核查。

司雷幾次詢問斯黛拉能否留下這些稿子的復印件，她保證絕不外傳，仍被斯黛拉堅定拒絕。

時間逼近十一點，司雷必須歸隊。她默默將筆記本中記錄的 17 位受害人故事與關鍵線索記在腦中，然後將筆記本還給了斯黛拉。

出門的時候，斯黛拉也跟著一起穿上了外套，司雷有些意外，“您也跟我們一起走嗎？”

“我要回一趟報社，”斯黛拉圍好圍巾，“剛才同事發消息來，說好像印製的油墨出了點問題，我得回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