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思廉沒有繼續打趣蘇軾，正色說道：“我大理國以佛立國，以儒治國。大理和大宋一樣，尊奉孔子，誦讀佛經。大理佛教僧徒眾多，佛教的三大體係在大理都有存在，且兼容並蓄，共同發展。大理以大宋為榜樣，盡力向其靠攏，力爭縮小差距。大理大力推行漢地文化，特別是漢地儒家文化。甚至在漢文化的影響下，大理產生了自己的文字‘僰文’。大理的文學成就斐然，文學作品文字優美，用語工麗，用典若化，反映了高超的漢語駕馭能力，與大宋毫無差別。大理將儒家的教條與佛教的道義融而為一，儒生無不崇奉佛法，師僧也都誦讀儒書。蘇先生，如此大理國，比之大宋國如何？” 　　蘇軾是朱姓老尼以了卻因果用來關照之人，段思廉必定另眼相看。此番發問，既有傲然之心，又有考校之意。 　　蘇軾沉吟半晌，深思熟慮後拱手一拜，紫瞳燁燁生輝，意氣風發昂首說道：“縱觀先賢學術發展歷程，大體可以分為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先秦子學，即諸子之學，指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學術思想；兩漢經學，主要指漢朝《詩》、《書》、《禮》、《易》、《樂》、《春秋》六經；魏晉玄學，把《老子》、《莊子》、《周易》稱作三玄，是魏晉時期出現的一種崇尚老莊的思潮；隋唐佛學，是漢傳佛教史上引人注目的文化現象，形成了佛學理論和宗教行為兩方麵的交融，此時佛學已基本擺脫儒學、道學影響，自立門戶。” 　　蘇軾開篇話語一出，就已強烈震撼了段思廉的心神。 　　段思廉此刻已將蘇軾當成平輩之人看之，摒棄考校小輩的心態，真心誠意地說：“《論語》有雲，‘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蘇先生請繼續。” 　　蘇軾神采奕奕地繼續說道：“這些學術思想的出現，無一不是社會發展的產物。如今已是大宋朝，經濟發展繁榮，百姓安居樂業。學術思想必然與時俱進。儒，指的是儒家，是孔子開創的學派，也稱‘儒教’，曾長期作為中原官方意識形態存在，居於主流思想體係地位；釋，是釋迦牟尼佛喬達摩·悉達多創立的佛教，也稱‘釋教’；道，指的是道教，是產生於中原的傳統宗教，是把古代的神仙思想、道家學說、鬼神祭祀以及占卜、讖緯、符籙、禁咒等綜合起來的產物。先賢以‘三教’統稱儒釋道。儒家的主要功能是‘治世’，它是一種治理國家的意識形態，確立了歷朝歷代傳統社會的禮儀規範與典章製度；道教的功能主要是‘治身’，長生不老的神仙生活，人們素來心向往之；佛教的功能主要是‘治心’，在消除煩惱的心性修養方麵，有著明顯的優勢。特別是佛教禪宗的‘明心見性’、華嚴宗的‘理事無礙’、天臺宗的‘止觀雙修’等，成了大宋儒學發展的重要源頭。佛道兩教，在配合實踐儒家的倫理規範。尤其是佛教，在民間社會還承擔了許多慈善救濟的實際功能。以佛修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三教雖異，善歸一揆。” 　　“嘶”段思廉倒吸一口涼氣，對待蘇軾的態度已然從平輩變得恭敬起來。 　　蘇軾沒有在意段思廉心態轉化，意氣飛揚地自顧說道：“隨著從唐代末期到宋朝的社會變遷，魏晉玄學和隋唐佛學在本體論、心性論等方麵對儒學形成的根本挑戰，以及宋朝士大夫立誌重建已被五代十國崩壞的社會價值體係，大宋士風的振勵和道德價值的重建是大宋儒學得以復興的基礎，三教合流之大勢在大宋朝已經開始逐步成型。融合儒釋道三教三位一體的思想體係，其主要研討的內容為義理、性命之學，是儒家哲學的一種特殊形式。從宋朝儒家的角度來看，漢代以來，作為中原本土主流思想的儒學的發展出現了某種中斷，宋代新儒學是先秦儒家道德學說的復興，同時也是中原本土主流價值的復興。我稱其為‘宋代理學’！” 　　“轟隆隆！”段思廉聞聽“宋代理學”四字，靈魂深處如被天雷轟擊，魂破天驚。 　　段思廉竟然對蘇軾執弟子禮，沉聲恭敬說道：“還請先生教我。” 　　蘇軾當仁不讓，點頭續說：“宋代理學思想以‘理’為萬事萬物的本源，又稱為天理，承認事物的發展變化，認為這是理的神秘力量所至，堅持天人相與的命題。在認識論上比較重視精致的先驗論認識論，以格物致知為基本命題概念，講求窮理。陛下剛才說了，大理國是以佛立國，以儒治國。大理國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儒生無不崇奉佛法，師僧也都誦讀儒書，有所謂‘釋儒’，而且任用師僧為官，師僧可以通過科舉考試取得政治地位，其實叫‘儒釋’更加貼切實際。佛教在大理國的發展過程中，王室皈依、僧官製度、廣泛信眾、僧職世襲、文學佛教化、民俗佛教化等都成為佛教文化在大理國的重要表現形式。大理國，上至國君，下至庶民，均以出家為榮。舉國崇僧敬佛，國中大事均有高僧參與決策。在百姓的思想觀念中，找書苑www.zhaoshuyuan.cｏm國家的災祥禍福，都與當朝的帝王有關，與當朝帝王前世今身所作所為有著因果關係。國家一旦出現某種災禍的征兆，便是帝王孽障纏身，隻有出家，才能消災免難。大理國，與其說是‘以佛立國，以儒治國’，不如說是‘以佛立國，以佛治國’。” 　　段思廉聽到此處，有些不明就裡，求教問道：“先生，我大理國以儒治國，外儒而內佛，跟以佛治國無甚區別。莫非不可取嗎？” 　　蘇軾從容不迫地諄諄善誘道：“陛下，可取。正是因為大理國秉承‘以佛治國’的思想，以佛家的學說來化解各種社會階層矛盾，包括政治權力之爭，協調各種關係。因而在大理國延續年間沒有發生過什麼大的戰爭、動亂或宮廷殺戮之類血腥的事件。佛教在大理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對於大理國的社會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可以說，佛教對大理國社會形態、經濟文化的交流與交融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促進了大理國的繁榮發展。如果把時間跨度放到幾十上百年來看，‘以佛治國’確是兼善天下。但如果把時間跨度放到百年以上來看，‘以佛治國’的弊端將充分暴露顯現，喪失革新進取之心、百業凋敝經濟倒退、軍力疲弱地方割據等都是可以預見的。那時，如果再有外敵入侵，屆時大理國就不是改朝換代這麼簡單了，而是會有亡國滅種之危！” 　　段思廉聽到此處已是不寒而栗，後背衣衫亦被冷汗浸濕。再看蘇軾時，頓覺其身影異常高大，竟有遮天蔽日之感，深深一拜，情真意切地說：“多謝先生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