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之後，唐太宗李世民對高句麗發動了一些小規模戰爭，進一步削弱高句麗，這些戰爭唐軍也都取得了勝利。 　　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太宗命牛進達、李勣、李海岸率軍從水陸兩路進擾高句麗。李勣率軍渡過遼水，途經南蘇等數座城，高句麗兵多背靠城墻拚戰，李勣將他們打敗，並焚燒其外城後回師。牛進達、李海岸率軍進入高句麗境內，經歷一百多次戰鬥，戰無不勝，又攻克石城。進軍到積利城下，高麗兵一萬多人出城迎戰，李海岸將其擊敗，斬首二千級（通常殺敵數遠多於斬首數）。十二月，高句麗王讓他的兒子莫離支任武入朝謝罪。 　　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古神感率唐軍渡海攻打高句麗，遇到高句麗軍步騎5000，唐軍在易山輕鬆擊破了他們。當晚，1萬多高句麗軍襲擊古神感的船，再次被古神感擊敗。薛萬徹率唐軍渡過鴨淥，到達泊灼城（位於遼寧省丹東市以北地區），高句麗人害怕，放棄邑居而逃跑，大酋所夫孫抵抗，薛萬徹擊斬所夫孫，又擊破3萬高句麗援軍。 　　薛延陀覆滅 　　貞觀前期，大唐曾與薛延陀結盟，對付強大的東突厥汗國，貞觀四年（公元630年）覆滅東突厥。東突厥失敗後，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夷男接管了東突厥的故土。薛延陀臣服於唐，暗中在擴大自己的力量。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唐太宗試圖恢復東突厥，擁立俟力苾可汗阿史那思摩，以抗衡薛延陀的崛起，薛延陀與新恢復的東突厥進行多次戰爭，以防止唐朝的抗衡。為了避免薛延陀打敗東突厥，唐將李勣在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戰勝薛延陀。但是貞觀十八年（公元644年）趁唐太宗李世民征討高句麗的機會，薛延陀部隊發起新一輪攻勢，擊敗東突厥，迫使阿史那思摩逃回中原。隨後，高句麗尋求薛延陀的援助，但夷男希望避免與唐朝直接戰鬥。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夷男死後，他的兒子多彌可汗拔灼開始和唐朝大軍作戰。貞觀二十年（公元646年），唐軍反擊並打敗拔灼後，薛延陀的附庸回紇出兵，將他殺死。拔灼的堂兄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向唐軍投降，從此薛延陀滅亡。 　　貞觀二十年（公元646年），唐朝在漠北設立安北都護府，在漠南設立單於都護府，建立了南至羅伏州（今越南河靜地區）、北括玄闕州（後改名至餘吾州，今安加拉河地區）、西及安息州（今烏茲別克斯坦布哈拉地區）、東臨哥勿州（今吉林通化地區）的遼闊疆域。 　　文化方麵： 　　貞觀初年，唐太宗李世民詔令在全國範圍內收集圖籍，在弘文殿聚四部群書20餘萬卷，在弘文殿旁建“弘文館”以儲圖籍。並任命虞世南、褚無量、姚思廉、歐陽詢等充任學士，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等著名學者、碩學之士相繼為秘書監，主管國家的圖書館和藏書事業，選五品以上工書者為書手，又在弘文館設立檢校館藏的官員，將繕寫、整理、校勘圖書，藏於內庫，以宮人掌管。官府藏書機構除“弘文館”外，另有“史館”、“司經局”、“秘書省”和“崇文館”等，其藏書質量和數量遠遠超過前代，史稱“群書大備”。 　　民族融合： 　　大唐王朝建立之初，東有稽胡的擾邊，西有吐穀渾的威脅，北有突厥的侵襲，尤以奴隸主貴族統治的突厥武裝曾直逼唐廷首都長安（今西安）的近郊，成為當時的主要威脅。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後，經過三、四年的認真努力，國家的經濟實力有了明顯的好轉，政權得到一定的鞏固，便對突厥的騷擾從防禦轉入反擊。但是同時對它周邊的少數民族采取懷柔政策。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九月，即將繼位的唐太宗說：“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 　　貞觀元年（公元627年），又說：“朕以天下為家。” 　　貞觀十八年（公元644年）又說：“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仇敵。” 　　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又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 　　唐太宗的這種思想認識，顯示了處理民族關係和中外關係的仁和寬厚的胸懷。在這種思想和胸襟指導下，貞觀時期推行了十分開明友善的民族關係和中外關係政策。 　　貞觀四年（公元630年）的時候，唐朝滅亡東突厥汗國後，沒有采取歷史上慣用的分離肢解措施，而是采取了“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之策，尊重和保留突厥的社會組織和風俗習慣，在東起幽州（今北京市）西至靈州（今屬寧夏）一帶，找書苑www．zｈaoshｕyuan.com 設置了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妥善安置歸附突厥降戶，又在突厥原居地設置了定襄、雲中兩都督府對突厥留居民眾實施管理。這些都督府的都督均由突厥本族首領擔任，可以世襲，創立了新的羈縻府州製度。開明友善的政策很快就取得了良好成效。 　　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正月，唐太宗在吐蕃贊普（即君長）鬆贊乾布的多次請求下，答應將宗女文成公主嫁給他，並派禮部尚書、江夏王李道宗護送公主入藏。鬆贊乾布聞訊大喜，親自從首都邏些（今西藏拉薩）來到河源（今青海省鄂陵縣湖西地區），以子婿之禮接見李道宗。從此，吐蕃和唐朝結為甥舅關係，相互學習，友好相處。 　　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太宗被回紇等族擁戴為“天可汗”，成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領，各族在回紇以南、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條“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從此以後，“以璽書賜西域、北荒之君長，皆稱‘皇帝天可汗’。諸蕃渠帥死亡者，必詔冊立其後嗣焉”，形成了少數民族政權首領例由唐廷冊封的製度。唐太宗還實行了與吐蕃等少數民族政權和親的政策，以婚姻親情的方式協調強化與周邊各民族的關係。開明友善的民族關係政策和製度在唐代的長期實施，大大減少了漢族和少數民族間的隔閡，增強了各民族間的廣泛互補和血肉融合，實現了多民族共同發展進步的宏大局麵。正是在唐代，中華民族新的代稱——“唐人”的形成，奠定了現代中華民族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