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20求職未果1901.3 　　自1896年1月放棄德國國籍以來，時間不知不覺已經過去了五年。五年來，愛因斯坦就一直是一個沒有國籍的人，他渴望自己有一天能夠加入瑞士國籍，為此他每個月都會留出一些錢，以便日後及時繳納入籍費用。對於加入瑞士國籍，愛因斯坦抱著濃厚的興趣，他欣賞瑞士的社會製度和民主，欣賞那裡對個人和隱私的尊重，他後來說：“我之所以喜歡瑞士人，是因為一般來說，他們要比我平日裡接觸的那些人更有人情味。” 　　此外，愛因斯坦還有一些實際的考慮：要做公務員或者在州立學校當老師，他必須首先成為瑞士公民。 　　瑞士政府本著對自己負責的態度對申請入籍的愛因斯坦的情況做了非常徹底的調查，甚至差人到意大利米蘭調取了關於他父母的一份報告。在愛因斯坦無國籍五年後1901年2月21日，瑞士政府終於同意了愛因斯坦的入籍申請，他如願成為了瑞士公民，並終生保留了瑞士國籍，即使在他後來又重新接受了德國、奧地利和美國國籍之後也是如此。為了成為瑞士公民，他甚至將自己的反戰情緒暫時拋開，按照要求申請了服兵役，結果卻皆大歡喜，瑞士軍隊於1901年3月13日在他的兵役手冊上蓋的章為——“不合格”，原因是“汗腳、平足和靜脈曲張”。 　　獲得瑞士國籍和第一篇學術論文的發表又助推愛因斯坦鼓足勇氣向一些大學教授發出申請函，希望能成為他們的助教。1901年3月9日，他在蘇黎世給萊比錫大學的實驗物理學教授奧托·維納的信中寫道： 　　“去年夏天我畢業於此地理工學院數學物理學部，因為我很想拓展並在一定程度上充實自己由聽課、攻讀經典作家的著作以及在物理實驗室工作已學到的知識，而目前我完全缺乏在這方麵的手段，因此我冒昧地向您詢問是否需要一名助教，幾天之前，《物理學年鑒》上發表了我的一篇短文，題目是《從毛細現象得出的結論》。 　　我最謙恭地懇求您寫幾個字通知我，我是否有希望現在或者可能今年秋天獲得一個這樣的職位。謹致崇高的敬意。” 　　在這封信中愛因斯坦委婉的提到了自己的業餘學習，顯示自己涉獵廣泛，又提到了自己已發表了正規學術論文，還謙卑的期望隻是收到幾個字的回復，此時他人生低穀境遇之慘可見一斑。 　　就在此波愛因斯坦求職無果之時，父母要求他除非在瑞士找到工作，不然就立馬回意大利米蘭同他們住在一起，米列娃則認為這是他們試圖拆撒她與愛因斯坦關係的陰謀，她在1900年12月20日寫給朋友的信中訴苦道：“最令我懊喪的卻是由於汙蔑誹謗、陰謀詭計而使我們不得不硬生生地分開。” 　　現實中愛因斯坦聽從了父母的召喚，沒有陪米列娃做蘇漂（在蘇黎世漂蕩），而是返回米蘭與父母團聚，3月19日，他已經在意大利米蘭了，這天他又寫信給萊比錫大學的物理化學教授威廉·奧斯特瓦爾德進行了求職：“尊敬的教授先生：您在普通化學方麵的著作激勵我寫出這篇隨信附上的論文，因此我不拘禮節寄上一份給您。借此機會我還想冒昧詢問您，是否有可能使用一位熟悉絕對量度（注：愛因斯坦學習過絕對電量度方法這門課）的數學物理學者？我不揣冒昧地提出這個詢問，隻因為我一貧如洗，而且隻有一個這樣的職位可以給予我進一步提高的可能性。” 　　3月23日哥廷根大學物理研究所實驗物理研究室主任愛德華·裡克教授（1845年-1915年）在《物理期刊》上刊登了招聘助教的廣告，職責是負責大氣電的觀察，要求應聘者具有博士學位，需提供學業成績、學位論文及其他相關材料。 　　愛因斯坦當天就遞交了求職信，但立馬就在1901年3月23日當天寫給米列娃的信中表露了絕望情緒：“我對這個職位幾乎不再抱有希望。我不大相信韋伯會放過這樣一個好機會不去乾點兒什麼勾當。” 　　此時，愛因斯坦忽視了愛德華·裡克教授要求助教具有博士學位的要求，將自己求職悲劇歸結為恩師韋伯教授從中作梗，米列娃此前建議他直接給韋伯寫信進行抗爭，愛因斯坦說他已經這樣做了：“他至少應當明白，他不可以背著我為所欲為。我在信上說，我知道我的任命現在全仗他的證明書。” 　　在信中愛因斯坦還向米列娃講述了自己通過讀馬克斯·普朗克1900年的兩篇論文而得出的感想，在論文中普朗克把單一電介質當作帶有相同電荷的共振器集聚來處理，受此啟發愛因斯坦認為把固體和液體中熱的潛動能理解為電共振器是可行的，物體的比熱容和吸收光譜必定互相關聯，而杜隆-珀蒂定律（物理學中描述結晶態固體由於晶格振動而具有的比熱容的經典定律，由法國化學家皮埃爾·路易·杜隆和阿列克西·泰雷茲·珀蒂於1819年提出）也適用於此種不透明的物質。 　　愛因斯坦在離開蘇黎世時將睡衣、牙刷、梳子、發刷等洗漱用品都留了下來，在3月23日寫給米列娃的信中讓她把所有這些東西都送到妹妹瑪雅所在的阿勞女子學校，因為妹妹可能用得上它們。 　　最終向愛德華·裡克求職被拒後，愛因斯坦於1901年3月27日寫給米列娃的信中確定了自己猜測的原因：“裡克的回絕並不使我感到意外，我堅信責任在韋伯。在這種情況下再給教授們寫信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事情一旦有些眉目，他們必定會向韋伯了解情況，而韋伯肯定會給出不利於我的證明書。”1901年4月14日，在給馬塞爾·格羅斯曼的信中愛因斯坦更是堅信：“要不是韋伯耍花招跟我作對，我老早就找到工作了。” 　　愛因斯坦對韋伯的惡感不僅強烈，而且維持了很久——甚至沒有因韋伯的去世而消弭。1912年5月24日，距離愛因斯坦的畢業和失業已超過10年，68歲的韋伯在蘇黎世去世。這10年來，愛因斯坦的聲望在快速上升。韋伯去世前不久，昔日連助教職位都申請不到的愛因斯坦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聘為教授，擬於秋天回母校任職。得知韋伯的死訊後，在6月初給蘇黎世大學的好友海因裡希·倉格爾的信裡，愛因斯坦以一種被荷蘭裔美國物理學家亞伯拉罕·派斯稱之為“很不尋常”的口吻寫下了評語：“韋伯的死對聯邦理工學院是一件好事”。6月12日，在給曾擔任過自己第一任助教的德國物理學家路德維希·霍普夫的信裡，愛因斯坦對即將重返蘇黎世表示高興，並寫道：“兇惡的韋伯已在那裡死去，因此從個人觀點來看也是非常愉快的。” 　　派斯稱愛因斯坦的口吻“很不尋常”是委婉的說法，那口吻完全稱得上是刻薄。那樣的刻薄相對於公眾心目中的愛因斯坦形象幾乎是一種顛覆，對韋伯也相當不公。 　　韋伯並不是著名科學家，哪怕在幾十巨冊的《科學傳記辭典》中也輪不上一個詞條。知道韋伯名字的人大都要麼是將他混淆為同名的其他科學家，要麼是因為他跟愛因斯坦的恩怨，鮮有知道其他的。但盡管不著名，韋伯對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的貢獻卻並不小，尤其是為物理研究所的建設立下過汗馬功勞。 　　“韋伯的死對聯邦理工學院是一件好事”那樣的刻薄評語是非常情緒化並且有欠思考的。不過另一方麵，友朋間的信件畢竟是私語，情緒與理性的相對比例及深思熟慮的程度本就跟公開言論是很不相同的。拿這種私語來評價韋伯固然不公，以之來反評愛因斯坦也不免會脫離語境。如果讓愛因斯坦寫一篇公開訃告來評價韋伯，口吻應該會完全不同。事實上，後來即便在書信裡，時間很可能也最終沖淡了愛因斯坦對韋伯的惡感，使他在晚年寫下了完全不同——有可能更接近理性——的評語。 　　話又說回來，愛因斯坦在找工作方麵對韋伯的猜疑究竟有沒有道理？客觀的說這種猜疑就韋伯可能起到的作用而言應該是空穴來風（有根據有道理，這個詞肯定用才是有根據有道理的意思）。因為韋伯作為愛因斯坦的畢業論文導師，及專業上的主要教授，在愛因斯坦申請助教時，確實處於愛因斯坦所說的“一旦事情有了足夠的進展，他們全都會向韋伯打聽信息”的位置上。而從韋伯對愛因斯坦的觀感來看，韋伯也確實有可能會如愛因斯坦所猜疑的，“提供不好的評語”。隻不過，那些評語是否出於惡意——即如愛因斯坦所言的“乾點什麼勾當”，則大可商榷。因為愛因斯坦和米列娃的畢業論文分數就算是實事求是也會時“不好的評語”。事實上，愛因斯坦的中小學成績雖不錯，在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的成績則確實很一般。在他畢業那年班上共有五名學生畢業，愛因斯坦的平均成績位居第四，隻比沒拿到文憑的米列娃高。換句話說，愛因斯坦是那年成功畢業的四名學生中成績最差的。韋伯哪怕實話實說，恐怕也會影響他的助教申請，卻很難說成是“乾點什麼勾當”。找書苑 www.ｚhaoshｕyuａn.ｃom 　　當然，以愛因斯坦日後的成就來衡量，我們可以“馬後炮”式地認為韋伯沒有眼光，甚至可以認為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的考評製度不足以發現天才。但這些終究不能用來怪罪韋伯。不僅如此，具體到讓愛因斯坦耿耿於懷的申請裡克助教職位失敗一事上，韋伯的角色可能更是無辜。因為裡克對助教的要求之中有一條是有博士學位，而愛因斯坦當時並無博士學位(他直到1906年初才拿到博士學位)。因此無論韋伯做過什麼，或沒做什麼，愛因斯坦本就沒什麼希望獲得裡克的助教職位。 　　在3月27日給米列娃的信中，愛因斯坦在做出“給教授們寫信是沒有意義的”論斷後，陳述了自己將來的打算，向阿勞和慕尼黑以前的老師們求援，但首先計劃現在意大利找找工作，原因一是意大利沒有獲得職位的障礙之一反猶主義，二是他在意大利有熟人有關係可資利用。 　　介紹完在意大利求職的有利因素後，愛因斯坦向米列娃陳述了自己此時對比熱容問題的思考，做出了金屬的光參量是溫度的普適函數論斷，不過，這不僅與當時的光彌散理論不符，也與金屬的光吸收實驗結果不一致。在此一思考中，愛因斯坦忽視了或者不了解金屬容積與溫度的關係為近似線性函數，他思考中假定的單位容積中原子數N為常數是不對的。 　　在信的最後，愛因斯坦讓米列娃把自己的雨傘保存起來，並許下了美好的期望：“要是我能成功的獲得一個職位那該多好，我們夏天就可以用它來旅行了。讓我們做最好的設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