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三十一陰鬱初露、莉色爾最後的消息一千九百零三…(1 / 1)

愛因斯坦 作家QSnIsz 2946 字 2024-03-17

愛因斯坦31陰鬱初露、莉色爾最後的消息1903.3-9   與就職伯爾尼專利局後有了鐵飯碗,從而與好友們熱火朝天的討論科學的愛因斯坦相比,此時的米列娃卻有些意氣消沉,索洛文回憶說:“她偶爾也會參加奧林匹亞科學院的會議,不過主要是做旁觀者。機智而矜持的米列娃專心地聽著,但從未介入我們的討論。”   可惜的是,就在米列娃的旁觀中,她與愛因斯坦的婚姻以及感情的陰影正在悄然形成,她在談到自己不得不做的家務雜事時說:“我的新義務正在給我造成損失。”   米列娃對自己在談論科學時隻能做一個純粹的旁觀者愈發感到不滿,她變得比以前更陰鬱,也越來越沉默寡言,對他人也更加缺乏信任。   後來,愛因斯坦在回顧兩人這段時期的關係時說自己對米列娃婚後不久越來越沉默寡言已經開始有所警覺,就是娶她也隻是出於責任感:“我對於娶米列娃有一種內心的抵觸,不過出於一種責任感還是克服了它。”   愛因斯坦在兩人關係徹底破裂後的回顧有些情緒化,當時兩人的關係遠未到愛因斯坦後來回顧中說的這麼糟糕,起碼迎娶米列娃時愛因斯坦還是歡天喜地的!   愛因斯坦和米列娃的關係類似魯迅先生《傷逝》中的男女主人公涓生和子君,男方奔波於工作、謀生和工作中不斷夯實的新思想以及對現實的彷徨無助,女方則沉淪於柴米油鹽,失去了最初精神上的共鳴而最終走向了關係破裂。   為了擺脫婚後日漸冷淡的生活,米列娃曾經設想兩人一起去教書,即使遠赴外地也在所不惜,在1903年3月給海琳·考夫勒·薩維奇的信中米列娃寫道:“我們什麼地方都會試試,例如,你認為我們這樣的人在貝爾格萊德能找到什麼工作嗎?隻要是學術的事情,我們什麼都可以做,甚至是在中學教德語。”   米列娃這種心態並沒有考慮到目前愛因斯坦在伯爾尼專利局如魚得水的暢快,對他的考慮明顯降到了對自己的考慮。他倆的愛情步入婚姻後也沒能免俗的褪去了最初的美好,隻剩下了各人獨自的打算和愜意的追求。   1903年8月27日,米列娃得知,剛剛19個月大的莉色兒(1902年1月出生)因猩紅熱病倒了,她急忙坐火車奔赴諾維薩德,當火車停在薩爾茨堡時,她買了一張當地城堡的明信片,草草寫了幾行字,從布達佩斯車站寄了出去:   “我已經到了布達佩斯,他長得很快,真有點吃不消(注:懷孕了,孩子出生後取名為漢斯·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我覺得很不舒服。你在乾什麼呢,小喬尼(注:兩人間愛因斯坦的愛稱),馬上給我回信好嗎?你的可憐的多莉。”   9月19日,愛因斯坦在伯爾尼給還在諾維薩德的米列娃寫了一封信,他首先對米列娃再次懷孕表示高興:   “我一點也不惱火,我可憐的多莉不得不孵蛋了。不僅不惱火,我甚至為此感到高興,而且一直在想我是否應保證你會得到一個新的莉色爾,所以你無論如何不應失去每個女人擁有的權利。別擔心,高高興興地回家,小心謹慎地孵蛋,一定會孵出一個可愛的小家夥。”   對19個月大的私生女患猩紅熱的遭遇他表示難過:   “對於莉色爾的事我非常難過。得了猩紅熱後往往會留下某種難以消除的痕跡。但願一切都能順利。莉色爾登記注冊的事怎麼樣了?我們一定要非常周到,盡可能讓這孩子今後少遇到點麻煩。”   《愛因斯坦全集》對此處注解說:“給這個孩子登記注冊可能暗示著,這對父母打算放棄她了。也許他們認為,莉色爾沒有合法身份對愛因斯坦在瑞士專利局的臨時職位是個威脅。”   這是已知的有關愛因斯坦的信件中最後一次提及莉色爾,無論愛因斯坦問莉色爾登記注冊有什麼動機,反正現在找不到莉色兒的戶籍文件,也沒有留存下來關於她的存在的任何其他書麵線索。許多研究者遍訪教堂、登記處、猶太會堂和墓地,還是一無所獲。所有關於愛因斯坦女兒的證據都被小心翼翼地抹去了。愛因斯坦和米列娃在1902年夏秋之際的幾乎任何一封通信都被銷毀了,米列娃與海琳·考夫勒·薩維奇在這一時期的通信也被薩維奇的家人有意焚毀了。愛因斯坦和米列娃終生都在盡一切所能掩蓋著他們第一個孩子的命運和存在,甚至在離婚之後也是如此。   關於莉色兒的命運除了當年就已經死於猩紅熱,還有一種可能,她並沒有被猩紅熱奪去生命,而是被收養她的家庭撫養長大。後來有幾次,一些女人聲稱(後來證明是假的)自己是愛因斯坦的私生女,而愛因斯坦也並沒有立即排除這種可能性。   甚至有人認為收養莉色爾的就是米列娃的朋友海琳·考夫勒·薩維奇。找書苑 www.zhaoshuyuan.com 事實上,薩維奇的確育有一個女兒佐爾卡,她從小就失明了(也許是由於猩紅熱),終生未婚,由侄子保護著不讓他人采訪,佐爾卡一直活到了20世紀90年代。   在9月19日給米列娃的信中說完莉色爾的事後,愛因斯坦又提及了自己對米列娃的思念,這表明當時他們的關係還算親密:   “趕快回到我身邊吧。已經過去三個半星期了,一個可愛的小妻子離開她丈夫的時間不應比這更長了。我們的家看來還沒有你也許會想象的那麼糟。你會很快又把它收拾好的。”   在信的最後愛因斯坦提及了自己在伯爾尼專利局工作的順利以及母親保莉妮·科赫(注:可憐的母親)已經到柏林去謀生以償還愛因斯坦家因失敗的經商而欠下的債務:   “我和哈勒爾(注:伯爾尼專利局局長)相處得從來沒有這麼融治過。他非常友好,最近,當一位專利代理人對我的發現提出異議,甚至引用德國專利局的一項決定為其指控辯護時,他毫無保留地站到了我一邊。你會看到,我的工作將有所進展,因此我們不會餓肚子的。   但願我媽媽能在柏林找到一份工作,那樣我們就能擺脫困境了。看來無疑,赫曼·奧伯林(1857年-1928年,一級技術專家,1903年10月2日被任命為瑞士專利局負責技術事務的副局長)要當副局長了,他對我有好感。路易吉·安斯巴赫(1878年-1956年,愛因斯坦一家在米蘭時的好友的兒子)不久就會到黑興根來。他是否也會來伯爾尼尚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