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我更擔心的是農民的日子，自從反法同盟戰爭開打，俄國的糧食出口量暴增了30%，但是我們並沒有開拓大量的土地或者采用更為先進的農業技術，很顯然，我們新吞並的波蘭地區不足以支撐這麼多的糧食，這些多出的糧食都是從農民手上克扣的。” 　　康斯坦丁不解的問：“可是農業生產受自然環境約束較大，農民再怎麼辛苦也應該比工人過的好吧！” 　　亞歷山大拍了拍康斯坦丁的肩膀，你小瞧俄國貴族的大缺大德了。 　　前世，亞歷山大在上高中的時候，歷史課本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沙皇俄國是歐洲重要的糧食出口國，而蘇聯為何卻一直無法解決糧食供應？給的答案是“斯大林模式”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亞歷山大一直信以為真。 　　直到穿越過後才知道這有多扯淡！ 　　不是說“斯大林模式”沒有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蘇聯笑話說的很清楚：捷克的一頭牛突然發瘋往東跑，主人怎麼攔都攔不住，這時牛主人大喊一聲：“再跑，再跑就要到波蘭的集體農莊了！”牛頓時轉身往回跑。 　　“帕爾默，快看我捕到了一條魚！今天晚上可以加餐了！” 　　“親愛的保爾，你想怎麼烹飪這條魚呢？” 　　“油煎。” 　　“沒有油。” 　　“那就紅燒” 　　“沒有醬油和鹽。” 　　“煮魚。” 　　“沒有鍋。” 　　“那烤魚呢？” 　　“沒有柴火！” 　　保爾無奈的將魚放回了河裡。 　　這時魚跳出水麵，高聲喊道：“xxx萬歲！” 　　但是，“斯大林模式”不是主要因素。 　　主要因素是沙俄的貴族和官員太不當人了！ 　　在吞並了芬蘭和瓜分波蘭後，俄國財政收入達到1500萬英鎊，僅低於英國的3000萬英鎊和大清的4800萬兩白銀，（法國由於大革命收入銳減）。 　　這麼高收入的背後是農民的困苦，作為世界第一糧食出口大國，歐陸第一糧食產出國，目前俄國每年出口5000萬普特（1普特大概等於16.38kg），是俄國工業化資金最重要的資金來源！ 　　在原歷史上，俄國在一戰前，每年糧食出口額770萬噸，但是俄國人年平均糧食消費隻有448kg，也就是糧食出口超過生產總量的50%！ 　　同時期的加拿大人是1776kg，美國人是996kg，就連瑞典都比俄國高出50kg！ 　　主抓工業園區的亞歷山大清楚的知道，俄國工業化遇到的問題就是後世所謂的“資源陷阱”，相當一部分人認為隨著工業化的加劇，糧食市場會越來越大，到時候俄國可以通過傾銷糧食來掠奪他們的工業品。 　　這種觀點聽的亞歷山大都想笑，工業化確實促進人口增長，但同時也促進糧食產量生長啊！在發明化肥後，法國不光能實現糧食自足，還能向外出售。 　　“康斯坦丁，你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 　　“似乎目前並沒有一個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 　　亞歷山大拍了拍康斯坦丁的肩膀，向他講述一般情況下遇見一個問題，會從哪些角度來提出解決方案。” 　　“第一種方案是徹底解決問題。” 　　“第二種方法是讓人們覺得我們解決了問題。” 　　“第三種方法是讓人們覺得我們在試圖解決問題。” 　　“第四種方法是不談論這個問題。” 　　“第五個方法是轉移成另外一個問題。” 　　康斯坦丁恍然大悟，從這五個角度進行分析： 　　“想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提高單位糧食產量，但是我們暫時沒有這個技術。” 　　“改變最低糧食收購價格，提高關稅出口使得人們相信我們在解決這個問題，實際上沒有任何用處，因為國家沒有錢給出合理的最低糧食收購價格，目前國家急需用錢，也不可能真正的提高出口關稅。” 　　“發布一道政令，要求農場主善待農民讓人們覺得我們在試圖解決問題。” 　　“以目前農民的情況，暫時不談這個問題還可以接受。” 　　“最後一種方法就是向外擴張。” 　　亞歷山大極為滿意的說：“實際上，俄國政府采用的是4——3——5，先不談這個問題，然後發布政令要求農場主善待農民，最後實在頂不住了就發起對外戰爭。” 　　在去往新的黑海海軍基地的路上，亞歷山大接到情報，南邊的奧斯曼土耳其又發生了一次常規操作。 　　奧斯曼蘇丹賽利姆·本·穆斯塔法·本·艾哈邁德，史稱塞利姆三世。 　　1791年他與奧地利簽訂斯維什托夫條約，翌年又與俄國簽訂雅西條約。 　　但由於奧斯曼帝國長期陷於停滯之中，所以其內部開始出現分裂，甚至出現崩潰的跡象：地方上強勢的帕夏們經常藐視蘇丹的中央權威，濫用他們生殺予奪和征稅的權力；事實上，有一定地位的官員大多也都會濫用權力。 　　不僅如此，帝國許多省份也都陷入叛亂之中，或有發生叛亂的風險：從阿拉伯沙漠中強大的瓦哈比派，到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山區裡的德魯茲派教徒、伊庇魯斯和希臘北部的蘇利奧人，再到一直藐視奧斯曼帝國政府的埃及馬木留克貝伊們，以及被激起了獨立精神的形形色色的基督徒族群。 　　在整個奧斯曼帝國內部肆虐的，還有另外一些具有破壞性的不穩定因素，這些因素在封建製的基督教歐洲存在已久，它們就是不停發展壯大的世襲體係！如今已成為一個重要的不穩定因素，世襲封地的所有者數量也在迅速增長。 　　這些地方上的小貴族被稱作“代雷貝伊”，意為“穀地的領主”。他們手握權力和土地，藐視君主，欺壓屬民。農民和普通居民的生活普遍貧苦，而中央政府也麵臨著緊迫而難以化解的財政問題。 　　對於國家的衰敗，塞利姆三世是看在眼裡，痛在心裡。 　　同時也是受其父穆斯塔法三世影響，立誌革新。 　　他為了重振帝國，曾以西方國家為模式，在內政、外交和軍事製度等方麵采取了一係列革新措施，從而成為帝國歷史上最早實行大規模“歐化“改革的蘇丹。 　　公元1791年，塞利姆蘇丹就已經向22位政、軍、宗教界的要人發布指示，要求他們提交類似1789年法國人提交“陳情書”的“備忘錄”。隨後他前所未有地成立了一係列商討國事的會議和委員會，自由地討論這些備忘錄的內容。他在接下來的兩年中製定了“新秩序”的規劃，其涵蓋的範圍超過了以往的所有改革嘗試。 　　改革不僅涉及軍事改革，還涉及民政改革；在規劃中，復興經濟是一個高度優先的目標。但最緊迫的需求還是進行軍事改革。所以在蘇丹派人去歐洲搜集政府、社會和政治思想方麵的信息的同時，還特別派了兩名代表去搜集軍事方麵的第一手信息。 　　在為新組建的軍隊提供訓練和指導方麵，蘇丹主要依賴的對象是法國人。他把自己需要的軍官和技術人員的職位清單發到了巴黎，甚至在早期的職位申請者中，還有年輕的拿破侖·波拿巴！ 　　奧斯曼人隨後在一係列軍事問題上征求法國人的意見：火炮（塞利姆對火炮尤為感興趣，在登基之前還寫過有關火炮的論文）、武器裝備，以及改進鑄炮廠和兵工廠的方法。 　　帝國境內早年建成的工程學校得到了大規模擴建。他們還建設了新的軍事學校和海軍學校，研習炮術、工事修築、航海和各種輔助科目。這些教官大部分也都是法國軍官。而為了方便教學，他們在蘇丹的支持和鼓勵下，興辦了一座大型的圖書館，收藏歐洲書籍。 　　在地方行政層麵，“新秩序”改革帶來了製約帕夏權力的種種規章，將總督的任期限製在三年，並且將其能否連任與人民對他的滿意程度相掛鉤。關於地方稅收的新規章也被製定出來。在中央政府，大維齊爾的權力也得到了製約，他在做出重大決定之前必須征求迪萬的意見。 　　此外還有一些土地改革方麵的嘗試；人們還認真探討了重振經濟的措施。尤其在對俄戰爭帶來的經濟壓力之下，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又一次損害了貨幣的信譽，因此奧斯曼帝國試圖采取改革措施，恢復貨幣的本來價值。 　　奧斯曼帝國也擁有了自己麵向西方的新的官方通道。在提交給塞利姆蘇丹的各種各樣的報告中，有一份報告建議他“派人去歐洲，研究、觀察歐洲人做事的方法”。於是公元1793年，奧斯曼帝國在五個最重要的歐洲國家建立了常駐的外交使館。 　　奧斯曼帝國的第一個使館設在倫敦喬治三世的宮廷裡。大使們得到的指示是學習所在國家的製度。陪同他們一同上任的，除了常見的希臘人譯員之外，還有年輕的土耳其人秘書。他們的任務是學習所在國的語言，並且研究歐洲社會，尤其是法國。 　　按照常理，這是土雞的天降猛男，中興之主，可是土雞並不是一個可以按照常理來推斷的國家。 　　禁衛軍，反了！ 　　最初的“禁衛軍”是通過征招基督教臣民的男孩組成的常備部隊，過去刻板印象認為挑選的都是7到10歲的兒童，但實際上他們的平均年齡為15歲左右，在古代世界幾乎可以作為成年人了，為了避免禁衛軍們和教法學家合作，他們被禁止信仰奧斯曼主流的遜尼派，而是尊從十二伊瑪目的拜克塔什教團。 　　“禁衛軍”正式的名稱為“耶尼切裡”，直譯就是“新軍”，本來其實沒有“禁衛軍”的意思，真正的擁有守衛蘇丹功能的禁軍則是“花園禁衛”。他們都是屬於卡皮庫魯軍團的一部分，而卡皮庫魯軍團的意思即“家奴”。 　　在蘇丹無法駕馭這支脫胎於基督徒的奴隸部隊後，被迫宣布老兵可以在服役期內結婚。 　　而他們的孩子可以優先加入軍隊，但他們的後代卻不得繼承父輩的職位和待遇，這導致禁衛軍迅速腐化而且失去戰鬥力，禁衛軍們更願意為了自己的小家庭而戰。 　　他們想盡辦法把財富和權勢傳給子女，而不是全身心的投入軍隊之中。 　　由於不再向基督教臣民收取“血稅”，兵源資格向全社會開放，加上不禁止結婚和允許經商。 　　禁衛軍的營地的日常訓練也完全荒廢，不僅僅戰鬥力直線下滑，之前人數不超過一萬七千人的他們，在十七世紀迅速膨脹了兩倍，找書苑 www.zhaoshuyｕaｎ.coｍ 導致了國家巨大的財政負擔。 　　他們還會把自己登記為“遺孤”或者“退休人員”，不再是純粹的職業軍人，也不會為蘇丹征戰，成為了國家的巨大累贅。 　　大多數禁衛軍在經商過程中會使用暴力手段，與商業代理人“合作”，控製某個行業。 　　大多數高消費的市場，比如70%的鴉片館、80%的地下賭場和100%的咖啡館都是屬於某個禁衛軍團的保留地，而基礎民生行業例如糧食和紡織品也被控製。 　　比如禁衛軍第五十六軍團就控製著君士坦丁堡穀物的運輸。在1663年中該團登記造冊的人數為544人，但實際上隻有88人參與了征戰，73人可能從來沒有存在，而剩下的456人從來沒有接受過軍事訓練，而是精打細算的穀物商人。 　　軍團士兵們的紀律一步步被放鬆，不僅僅戰鬥力直線下滑，並且通過軍事力量壟斷行會 　　最終不可避免產生了一個世襲的利益集團，成為帝國軀體上的一個腫瘤，他們開始抗拒一切有損於自己階層的改革，哪怕他們知道改革有利於國家利益。 　　每當蘇丹有改革軍事體製的打算，準備用新式部隊抗擊外敵時，他們也會認為自己的地位受到染指，以政變形式去阻止改革，或者乾脆換掉一個蘇丹。 　　雖然國內普遍把“禁衛軍繼承法”視為奧斯曼帝國的名片，但實際上，禁衛軍發生政變是一個偶然因素，很多情況下是禁衛軍們得到一些傳聞或者政策的變化，因為擔心影響自己的收入和待遇，聚集起來討論解決辦法，然後與蘇丹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