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談談河北，也談談高適，角度比較宏觀。 　　寫這本書的時候，在不斷深入發掘歷史真相的過程中，我越來越對安史之亂前，這段恢弘而壯闊歷史感覺敬畏。 　　沒錯，就是敬畏。 　　因為無知的人總認為自己什麼都懂，所知道的就是真實，但實際上，白字黑字寫在《新唐書》《舊唐書》《資治通鑒》上的故事，也很可能是宋朝士大夫們編出來的。 　　所以我想通過梳理歷史脈絡的方式，來談談我自己的理解。 　　史書的隻字片語會造假，但歷史脈絡和數不清的對應文物，民風民俗則不會。 　　這篇要說的是： 　　高適這個人，就是當時河北士子的一個縮影。他的命運，其實在某種程度上說，跟大唐的命運也是緊密相連的。 　　誰都知道，河北在開元天寶年間，甚至是在唐代前期，是處於被歧視狀態的。 　　這種歧視，是全麵，持久，呈製度性的。 　　從太宗的貞觀年間就開始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關隴貴族，是大唐執政階層的基本盤。雖然太宗身邊山東豪強不少，但最後的結果，是他們通過聯姻的方式被“吸收”到關隴貴族當中。 　　比如說顏真卿的祖先。 　　雖然顏真卿顏杲卿兄弟在河北抗擊安史叛軍很賣力，但是我不得不在這裡再次提醒一句：他們家五代以上的祖先，就已經是地地道道的長安官僚階層了。 　　拋開個人情懷不談，他們在河北擔任刺史不抗擊安史叛軍，難道還能跟對方同流合汙不成？ 　　就算自己想，家族出身也不允許啊！ 　　這個事情，撂在高適身上也是一樣。 　　開元二十三年以前，高適的生活可謂坎坷，官路不通，隻能去幽燕混資歷。像他這樣的河北士子，其實還有很多，他們當中很多人都變成了給安史叛軍出謀劃策的人物，乃至後麵河朔三鎮的節度府中亦是活躍著他們的身影。 　　畢竟，不是每個文人都是詩人，都有詩才。但每個文人都要謀生都要吃飯。李唐朝廷沒有他們的位置，他們便隻能跟著安祿山這幫人混下去。 　　當時的士人，已經分出了“清流官”與“濁流官”。河北的士子，入濁流官還是可以的，而且也不必通過科舉。但入清流官，是想也別想了。 　　所謂清流官，就是權力大，事情少，動嘴皮子離皇帝近。這些官職被宋朝士大夫修史書時記錄得清清楚楚。 　　反倒是那些數量龐大的濁流官名稱，已經絕大部分遺失，而且並未記載在典籍中，隻有依靠後世近現代考古，才逐漸發掘出了一部分。 　　這些人常常做著非常具體又技術性的工作，依附於刺史或者節度使。一旦刺史調任，那麼這些人就會馬上失業。他們是官有品級，卻又被清流官員所鄙夷和排斥。 　　高適前期就是在這樣的官職中輪轉，不知道擔任過多少任官職，反正長安的那些貴人們也不怎麼在意。 　　高適有詩才，開元二十三年開始考科舉，不過顯而易見的，他不可能考上。這個就跟本書主角方重勇，將來躺著考科舉都能考上的原因完全一樣。 　　那時候，一個人的出身，就已然決定了他的前途。徒勞的努力，或許老天能看到，但不一定能改變命運。 　　出身決定命運，手腕影響格局，就這麼現實啊。 　　我特別鄙視那種唐代歷史小說，主角沒有出身就能靠自己的能力往上爬。這個時代的嚴苛與刻薄，遠遠超過了後人們的想象。 　　說得更殘酷一點，貴人家中的奴仆，就算他推石磨已經推到石磨冒煙，磨出來的麵粉堆積如山。即便這樣的努力，能改變他作為奴仆的命運麼？大概是不能的吧。 　　那時候的人看待這件事習以為常，在我們這些後輩們看來，其實過於殘酷了。 　　方重勇就像是在高鐵上跑步，而高適則是靠自己的雙腿去跑，結果是注定了的。 　　他是河北人，河北世家出身，有這一條就夠了。 　　接下來的時間一直到天寶八載，高適都在不斷的拓展人脈，往長安的圈子裡麵擠，隻是沒鬧出什麼動靜。 　　一直到這一年，睢陽太守張九皋舉薦高適為有道科，三伏至長安，授封丘尉。 　　縣尉是士子們走清流官的起點，當然，是比較差的起點。白居易入仕時的“校書郎”才是高起點，京官清貴，事情少假期多還不會被懲罰，算是士族階層的保留地，他們嚴密控製了校書郎職務的分發。 　　當然，高適這才算真正的入仕為官了，隻是起點低，被鄙視（不好理解的話，看做撿貴人丟骨頭的野狗就好懂了），管的都是“俗物”。 　　對政局與時局有著敏銳觀察的高適，辭官回長安，去河西幕府尋找機會，並受到哥舒翰的賞識。 　　話說回來，倒騰來倒騰去，其實高適一直都在圈外原地打轉。統治階層的核心，他從來不曾觸碰過，甚至連路都沒摸到。 　　殘酷吧。 　　高適的命運轉折，來自安史之亂。 　　沒錯，如果沒有安史之亂，可以毫不客氣的說，他這輩子也就那樣了，絕不可能有什麼機會，一絲一毫都不會有。 　　高適開始了他的政治投資。找書苑 www.zhaｏshｕyuan．cｏｍ 　　從前在基層拚死拚活的乾，都遠不如在李隆基李亨父子落難時跪舔。 　　這並不可笑，卻很可悲，也很可憐。 　　李亨看到了河北士族的“統戰價值”，高適這個典型，可以最大限度的抵消叛軍反叛的合法性。起碼，是豎起一麵旗幟，號召河北士族不與安史叛軍合作，朝廷這邊給河北士族留了位置。 　　榜樣的力量是偉大的。 　　這或許也是高適唯一值得大說特說的事情，以我的視角來說。 　　安史之亂後中晚唐的發展，無不印證著：一個又一個河北“高適”站起來了。 　　河北世家的“長安夢”，某種程度上說，確實實現了。中晚唐的長安，河北世家子弟輪流為相。 　　當然了，為了方便將來被黃巢一鍋端，他們也都搬遷到長安和洛陽附近居住。 　　這些人與唐庭達成了戰略合作，那自然會失去河北基層的支持。於是河北開始結社泛濫，牙兵崛起，基層互保，順便在一次次鬥爭中架空了節度使。 　　唐庭不但沒有統治河北，反倒是讓河北世家與河北基層隔絕，失去了河北本地的話語權。 　　高適個人的努力，在時代的大浪潮麵前，是那樣的渺小，不值一提。 　　反倒是印證了“順時代潮流而動則興，逆時代潮流而動則亡”的鐵律。 　　而李白的命運——商人階層談什麼官運，自從他不願意當李隆基的鐵桿舔狗以後，就堵死了自己的官路，不提也罷。 　　封建社會啊，大家隨便想想就好了，可千萬別去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