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歷元年五月。 　　入滇的孫可望頒發詔令： 　　“令招撫百姓回家務業，不足者借給牛種”，同時宣布“將雲南府屬軍民田地分為營莊，各設管莊一人”。 　　這就是營莊製的開始。 　　所謂“營莊”隻是當時的俗稱，正式稱呼是“皇莊”，其出產則為“皇糧”。 　　具體做法是通過大西軍所掌握的全部土地，不分軍田、民田，全部作為營莊。 　　營莊由大西軍派出的管莊管理，營莊內所出產的所有物資，連田裡的稻草、山上的柴禾，全都冠上“皇”字，稱為“皇草、皇柴”。 　　這位“皇”，不是大明皇帝，也不是大西皇帝，而是一個叫做“大明天王”的虛擬存在。 　　大明（大西）統治下的所有田土，都屬於這位大明天王。 　　實際上，就是一種公有製方式。 　　孫可望通過“大明天王”這個名號，忽悠過所有人，把“天王”名下土地的使用權控製在自己手上。 　　執掌過權力的人都知道： 　　所有權不是真正的權力，擁有使用權才是真正的權力。 　　“大義、委任狀”隻能給你一個名正言順的理由。 　　而真正的權力，是在於有多少人肯聽你的話，以及你能調動多少資源。 　　後世有一位美男子說過： 　　“我不依靠他們，我要依靠誰啊？我這個軍機大臣，要是沒有他們撐著，那就是個屁。” 　　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調動的人和資源越多，權力越大。 　　而支持孫可望行使這些權力的，除了身後那群換了身明軍服飾的大西軍，以及明朝的大義名分外，最重要的，就是雲南眾多百姓的支持。 　　當時眾多私有土地中，最大一部分就是原來的“沐氏勛莊”。 　　沐氏勛莊的“莊田”占雲南土地三分之一以上，控製的軍隊屯田占43%，餘下田土又為土司和寺院占有。 　　因此孫可望將大量私有土地收為營莊，隨後“分據民田”、“田畝分莊、委官管理”……“民以無田為慶”。 　　也就是說，以前的百姓連田都沒得耕，幾乎所有的田土全都被沐家、寺院、土司給占了。 　　現在孫可望把所有土地統一收集起來，包括地主的地，寺廟的地，土司的地，沐家的地，軍隊屯田的地，全部分給百姓耕作，按收成來分，百姓自然歡雀鼓舞。 　　在營莊製度下，大西軍並不參與、組織集體生產，而是照常以小農個體的方式自行生產。 　　但營莊內的耕作、收獲，都有大西軍派出的管莊“踏看田地所出”、“征輸運省”，營莊所出產的“皇糧”不準私自收獲，連“皇草皇柴”也是屬於“大明天王”的。 　　如果發現有私自使用的，就算隻使用一束草，都是“或斬或杖”。 　　大體來說，就是除了維持百姓基本的生存需求和再生產外，其餘所有的剩餘物資，全部上繳給“天王”。 　　這種“僅給百姓基本的生存物資”的製度在當時大受底層百姓歡迎！ 　　因為在大西軍的這種土地製度下，百姓尚且能活下去；而在大西軍入滇之前，雲南百姓連活下去都難。 　　在秦王孫可望主持的土地改製下，營莊製主要分為三種模式，分別是“軍屯”、“條鞭半征”、“四六同分”。 　　其中影響範圍最大的、最受百姓支持，但也最受士紳痛恨的，就是“四六同分”製。 　　甚至導致秦晉二王內訌的原因之一，就是“四六同分”製。 　　在“四六同分”營莊製管理下，耕種、收成由營莊監督。 　　五成歸耕種者（佃農），剩餘五成歸“大明天王”，再由“大明天王”從自己的收成中分出一成，給土地的所有者（即地主、寺廟、沐家等）。 　　稱為“官四民六”。 　　這項土地政策，大西軍承認“田主”有權享受土地收益，但“田主”的收益卻是由大西軍分給。 　　類似一份分紅。 　　大西軍實際上是繞過了地主這個中間階層，直接跟耕種者對接，減少了征收的中間環節，同時對地主階級也沒有趕盡殺絕。 　　而是從大西軍的收益中，分出一部分收益給他們，以減少地主的反抗，緩和農民——地主——朝廷三方的矛盾。 　　一方麵是承認土地私有，另一方麵又是對這種權力實行限製與剝奪。 　　並且在表麵上，這種改革方式，隻是限製了地主的利益。 　　但本質上，是限製了地主對土地上佃農們的控製。 　　以及剝奪了地主在基層的話語權。 　　地主通過土地控製佃農的生產資料，讓佃農離不開地主，從而達到控製佃農人身的目的。 　　而控製了絕大多數佃農的地主，自然在基層裡，說什麼就是什麼。 　　說大西好，自家的佃農們就會一起說大西好；說大清對，那控製下的佃農們也自然會說大清對。 　　跟地主的利益一致，形成利益共同體。 　　也就是在實際上，佃農，已經成為地主的私有財產。 　　地主有了錢，有了人，有了話語權，就相當於有了武裝力量，有了對抗朝廷的“權力”。 　　有了這種“權力”，在“縣官不下鄉”的廣大農村地區，地主士紳就是“土皇帝”。 　　既然是“土皇帝”，那麼就是想乾嘛就乾嘛，找書苑 www．zｈａoshuyuan.coｍ好處自家拿，罵名朝廷背。 　　隱藏在土地背後的“權力”，才是永歷朝舊官紳們最看重的。 　　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 　　而孫可望斷了地主士紳的“財路”、給百姓活路的做法，令永歷朝的士紳們，極度痛恨孫可望。 　　因此，他們想到了拉攏原本就與秦王有隙的晉王李定國。 　　名義上很好聽，就是孫可望“僭越，不敬皇帝”。 　　其實，皇帝隻是一塊牌子罷了。 　　而晉王在政治上的“質樸如初”，讓官僚集團們找到利用的空間，最終造成秦晉內訌。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晉王李定國所代表的，是舊士紳的地主勢力，而秦王孫可望代表的，是底層百姓。 　　此次內訌，擁有官紳地主支持的晉王大獲全勝，秦王敗逃。 　　隨後，秦王孫可望投靠清廷的錯誤做法，更是讓舊士紳、地主們找到攻擊“營莊製”的理由： 　　大家快來看，孫可望居然去投靠滿清，他果然是壞人。 　　既然是壞人，那麼他施行的製度，肯定是壞製度，我們要推翻他！ 　　於是，以西南一隅，支撐永歷朝十幾萬大軍、對抗清廷十餘年、甚至是支持李定國將軍取得“兩蹶名王”歷史戰績的“營莊製”，被大明官僚們聯合推翻。 　　重新恢復“大明舊製”。 　　這次內訌，永歷皇帝獲得實權、晉王獲得聲望、士紳地主獲得利益，皆大歡喜。 　　受傷害的，隻是剛有幾日飽飯吃的生民罷了。 　　十五個月後，昆明城破，清兵入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