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周亞夫這天被帶到朝廷上，景帝派出的問官早已等候多時，讓他當麵對質，並拿出一封告密信給他看。周亞夫一看信，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兒。原來啊，周亞夫的兒子擔心老爸年事已高，提前為他準備後事，從尚方那裡購買了五百套甲胄盾牌作為陪葬品，結果因為這個事情惹出大麻煩。尚方可是專供皇室用具的地方，按規定私人是不能隨便購買的，估計周家兒子貪圖方便，私下操作，還欠了工人搬運費。工人一氣之下跑去告狀，說周家兒子偷買禁物，意圖謀反。 　　景帝本來就對周亞夫有所忌憚，這下正好逮住把柄，派官員審訊。實際上周亞夫對此事毫不知情，自然無法辯解，審訊官員還以為他在裝強硬呢，便向景帝匯報。景帝一聽火冒三丈：“我壓根兒就不需要他回答！”於是下令將周亞夫移交給大理寺審理。周亞夫的兒子得知此事後，急忙前去探望，發現老爹已經被關進了監獄，這才趕緊解釋原委。周亞夫聽完也無可奈何，隻能嘆口氣。 　　到了大理寺，審案官員竟直截了當地問周亞夫為何要謀反，周亞夫反駁道：“我兒子買的不過是喪葬用品，哪有謀反的事兒？”誰知審案官還不依不饒地嘲笑他：“就算你不想在地上謀反，那也是想在地下謀反吧？有什麼好遮掩的？”周亞夫生性傲骨錚錚，怎受得了這種嘲諷，索性閉口不言，回牢房裡絕食抗議。連續五天沒吃飯，身體虛弱到嘔血數升，最後不幸去世，這也應驗了許負當年的預言，真是命途多舛啊！ 　　周亞夫死後，景帝並沒有給予任何撫恤，隻是又封了周亞夫的弟弟周堅為平曲侯，延續絳侯周勃的香火。而王皇後她哥王長君則因裙帶關係得到好處，被封為了蓋侯。至於丞相劉舍，乾了五年沒什麼建樹，純屬混日子，景帝終於看清了他的平庸，就把他罷免了，提拔禦史大夫衛綰接任丞相。這位衛綰是代郡人，擅長駕車表演，在文帝時期就受到寵幸，由郎官一步步升至中郎將，為人謹慎有餘但魄力不足。景帝還是太子時曾請文帝的侍臣一起喝酒，唯獨衛綰不來赴宴，文帝因此更加看重他，臨終前特地囑咐景帝要好好對待衛綰。所以景帝一直讓他擔任重要職務，直到被任命為丞相。 　　接著，禦史大夫的位置空了出來，景帝又選用了南陽人直不疑來填補。直不疑以前也是個郎官，有一次和同僚們住在一起，有個同事回家誤拿了別人的錢財，失主以為是直不疑偷的，他也不辯解，自掏腰包賠償。後來誤會解除，大家才知道真相，從此都尊稱他為“長老”。後來直不疑升任中大夫，又有人誹謗他與嫂子不清白，他同樣不作爭執，隻淡淡地說自己並無兄長。憑借他的種種表現，最終步步高升，做到了禦史大夫。不過無論是衛綰還是直不疑，他們雖然能守住本分，卻難以擔當起治國平天下的重任，隻能說他們的能力局限於此，有點讓人失望啦！ 　　漢景帝又提拔了寧成為中尉，這寧成是個狠角色，比郅都還要厲害得多。他之前在濟南當過都尉，那兒的老百姓對他恨得牙癢癢的，不僅手段嚴酷，而且品行也遠不如郅都那麼忠直清廉。但景帝呢，偏偏覺得他是個人才，讓他掌管刑獄，可見這位皇帝的口味有點獨特啊。雖然景帝在詔令裡說過，對待疑難案件要慎重審查，還強調治理刑獄要寬大為懷，這些話說得挺仁義的，可實際上呢，卻是說一套做一套。他還下過命令讓官員們好好盡職、鼓勵農民種田養蠶，甚至禁止采集黃金珠玉，不過這些詔令大概沒怎麼深入人心，大家夥兒也沒能真正步調一致地執行起來。 　　這麼看來，景帝的做法比起他的老爹文帝來，確實差了一截。歷史學家把他們倆並稱為“文景之治”，現在看來，這個評價有些言過其實了。不過，好歹景帝在位時還是讓老百姓過得相對安穩，沒有搞太多折騰的事兒，勉強算守住了祖宗基業的一些規矩。後來，在位十六年後的第三個年頭春天，景帝突然病倒，不久就去世了，享年四十八歲。臨終前他留下遺詔，賞賜諸侯王和列侯各兩隊馬車，俸祿兩千石以上的官員每人兩斤黃金，每戶普通人家一百錢，並且釋放宮女回家，保證她們以後不再受役使，這些都是他給身後臣民留下的恩澤。 　　接班的太子劉徹剛剛十六歲，就是那個追求大事業、有秦皇之誌的漢武帝。武帝還沒登基的時候就已經娶了長公主的女兒陳阿嬌為妻，現在做了皇帝，自然封她為皇後，實現了金屋藏嬌的心願。同時，他也尊自己的外祖母臧兒為平原君，並且連帶著臧兒與前夫所生的兒子田蚡和田勝也都得到了封侯的榮耀，一個封為武安侯，一個封為周陽侯。雖然臧兒已經改嫁到田家，跟王氏這一脈斷絕了關係，但這田家兩個兒子竟然也能無功受封，可見武帝這時已經開始不按常規出牌，不太遵循老祖宗定下的規矩了。 　　新皇繼位後，一般都會在前任皇帝去世後更改年號，之後逐年遞增，正常情況下不會頻繁改動年號。但是之前文帝因為相信了一些迷信說法，所以破天荒地改了兩次年號。而到了景帝這兒，更是變本加厲，一口氣改了三次元年，史書上就把這分為前元、中元和後元三個階段。武帝即位第一年，按照慣例也改了年號，這還不算稀奇，稀奇的是後來他竟然改了十多次年號！那些個官員為了拍皇上馬屁，還建議每次改元都要選個吉祥名號應應天意，這樣一來，從武帝第一次改元開始，每年都有特定的年號了。比如那首個年號叫“建元”，這是在武帝元鼎三年時才確定下來的，然後根據這個追溯往前所有年份都加上了年號。大家要知道，年號這玩意兒，就是從咱們這位武帝開始搞出來的，可以說是開創了一個特別的傳統，從此成了歷朝歷代的習慣做法。所以啊，後人一提起武帝的第一年，就會說是建元元年，明白了吧？ 　　漢武帝從小就熱愛讀書，特別崇尚文學，剛一登基就發了一道詔書，讓丞相、禦史、列侯、郡守和諸侯國的丞相等高級官員推薦那些賢良方正、敢於直言進諫的人才。於是乎，廣川人董仲舒、菑川人公孫弘、會稽人嚴助等各地知名儒生紛紛被選中，約摸有一百多人同時被召入京師接受皇帝親自麵試。 　　在對策考核時，各位士子都凝神靜思，認真撰寫文章，大約三五個時辰後陸續完成並呈交上去。武帝一一仔細閱讀這些策論，但大多不太滿意，直到看到董仲舒的文章時眼前一亮。董仲舒在對策中深入闡述了天人感應的道理，洋洋灑灑數千言，論述詳盡。原來，董仲舒年輕時專攻《春秋》，頗有造詣，在景帝時期已是博士之一，閉門苦讀，三年如一日，學識更加精深，早已成為遠近學子尊崇的經學大師。這次應召對策，他便將自己的學術見解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成功脫穎而出，得到了武帝的賞識。 　　武帝覺得董仲舒的文章意猶未盡，又多次對其進行追問，而董仲舒則根據《春秋》引申出儒家之道，進一步詳細回答。其中最為重要的一篇對策，就是建議武帝尊崇孔子學說，摒棄其他異端之論。大意是這樣的： 　　董仲舒認為天是萬物的本源，對所有事物都公平包容並無偏私。聖明君主效法天道設立治國之道，也應普遍施愛，不存私心。春天象征著天賜予生命，對應於君主的仁慈；夏天象征著天滋養萬物生長，對應於君主的德政；秋天霜降象征著天的肅殺，對應於君主的刑罰。孔子編撰《春秋》，上遵循天道運行，下考察人事變化，記載國家過失與災異現象，以此表明人的行為，其善惡極端，與天地間自然規律相通相應，這也是探討天道的一個方麵。 　　他強調，天賦予人的叫做命，但隻有聖人才能真正領悟和實踐這個使命；質樸的本質稱為性，人性沒有教育引導無法完善；人的欲望即為情，若無一定的製度約束，情欲就會泛濫。所以古代的聖王，一方麵謹慎地承襲天意，順應天命，另一方麵致力於教化百姓，養成良好的人性；他們還修正法律製度，區分上下秩序，以防止私欲膨脹。做好這三個方麵，就能穩固國家的根本。人受命於天，因此高於其他生物，故孔子提出“天地之性人為貴”。明白這一道理，才能懂得仁義，進而重視禮節，安於行善，並樂於遵循道理，如此才能稱得上君子。 　　他又提到，積少成多，由微至著，堯舜這樣的聖賢並非一日成就顯赫功績，而是通過逐步積累而成。言論一旦出口，不可阻塞；行動一旦做出，不可遮掩。言行是衡量君子品行的重要標準，它們能夠感動天地。點滴積累善行如同每日增長而不為人所覺察，日積月累的惡行如同火熔蠟燭一樣消耗自身而人往往不自知。這正是唐虞盛世得以美名流傳，而桀紂一類暴君讓人痛惜的原因所在。保持和諧快樂而又不失原則，反復修煉而不厭倦，這就是“道”。真正的道永恒不變，夏朝推崇忠誠，商朝崇尚質樸，周朝注重文飾，這些都是針對當時社會弊端而采取的補救措施，但道的根本來源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因此禹、舜、堯三代聖王傳承的是同一套治國之道，無需額外拯救。 　　由此看來，繼承和平盛世者沿用同樣的治理之道，而在亂世之後繼位者則需變革治國之術。現在的大漢王朝就是在亂世之後建立起來的，或許應該稍微減少周代繁瑣的文飾禮儀，更多采用夏朝的忠誠之道。古往今來，天下雖然都是同一個天下，然而古代的太平盛世遠勝當今，這其中究竟哪裡出了差錯，使得差距如此之大呢？是不是在遵循古道或者順應天理上有所缺失呢？ 　　古人之所以能得到俸祿，是因為他們不用靠體力勞動，也不從事商業活動，這是符合天道的。如果身居高位，享受厚祿，卻利用權勢與民爭利，老百姓怎能跟他們相比？當民眾日益受到剝削，生活困頓到生死不顧的地步時，又怎會去躲避犯罪呢？這就導致了刑罰繁多，而邪惡難以禁絕的局麵。就像魯國的公儀休做了宰相，見到家中織帛，就把妻子趕出去，吃了家中的蔬菜也要拔掉菜園裡的葵菜，因為他認為既然領取了俸祿，就不應該再去爭奪農夫和婦女的利益。追求財富利益，唯恐不夠，那是普通庶民的想法；追求仁義道德，生怕不能教化民眾，才是大夫應有的誌向。《易經》有雲：“負且乘，致寇至。”意思是說，身居君子之位卻做庶人的事，必將引來禍患。唯有像公儀休那樣廉潔奉公，才能做到真正的執政。 　　董仲舒最後指出，《春秋》倡導的“大一統”原則是天地之間永恒不變的法則，也是古今共通的道理。如今各派學者主張各異，人們議論紛紛，百家思想各有不同，這樣一來，朝廷無法維持統一的原則，法製頻繁變更，百姓不知所從。他認為，凡不屬於六藝（即禮、樂、射、禦、書、數）範疇以及孔子學說的其他學派，應當斷絕其發展道路，不讓它們並行傳播。隻有這樣，謬誤邪僻的學說才會消失，綱紀才能統一，法製才能明確，人民才能知道如何行事。 　　話說這漢武帝是個年輕有為、心懷壯誌的皇帝，一心想乾出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正好趕上董仲舒出了個主意，先是強調興辦教育的重要性，然後又說到選拔賢能，最後還提出了“大一統”的治國理念，勸武帝要推崇正道、打擊歪風邪氣，確立國家的核心價值觀。武帝一聽，哎呀，這不正是我夢寐以求還沒來得及動手的事兒嘛！於是乎，武帝就讓董仲舒去江都輔佐王子去了。 　　丞相衛綰呢，是個很會察言觀色的家夥，一看武帝對董仲舒贊不絕口，立馬拍馬屁上奏折，說什麼地方舉薦的那些才子啊，要麼鉆研法家那一套申不害韓非子的東西，要麼迷戀縱橫家蘇秦張儀的路數，這些都不利於國家長治久安，應該讓他們統統回家歇著去。武帝一聽，行吧，既然你這麼會順著桿子往上爬，那就照你說的辦，除了幾個確實懂儒學的公孫弘嚴助等人，其他人都別在朝裡晃悠了。不過呢，武帝並不喜歡衛綰這種隻會跟風的人，沒多久就把這家夥給撤了，換上了竇嬰當丞相。竇嬰是竇太後的侄子，之前竇太後也想讓他做丞相，但景帝覺得他有點小肚雞腸，不夠大氣，就沒同意。這次武帝雖然也不是非竇嬰不可，但考慮到竇嬰輩分高，而且他還想提拔田蚡，可田蚡資歷尚淺，怕大家不服，所以先安排竇嬰當丞相，田蚡則做了太尉。田蚡這人雖讀過書，但實際才華一般般，就是嘴巴甜，反應快，擅長忽悠，武帝被他的表現迷惑，誤以為他是人才，給他安排了個高位。這一錯誤判斷，後來可是惹出了不少亂子，連竇嬰都被田蚡排擠，落得個悲慘下場，這個咱們後麵再慢慢說。 　　轉眼來到竇嬰和田蚡共同執掌朝廷大局的時候，他們都知道武帝偏好儒家思想，所以也開始四處尋訪名士，尊重德高望重的老前輩。這時禦史大夫的位置空了出來，倆人一起推薦了代郡的趙綰接任，並且又拉來了蘭陵的王臧，武帝任命他為郎中令。這趙綰和王臧兩位一上臺，就想效仿古代製度，提議設立明堂辟雍這類禮儀建築。武帝也是這麼想的，就讓他們好好研究古代做法，準備實施。 　　兩人又向武帝推薦了他們的老師申公，這位申公可是當年楚國的老臣，曾經因直言進諫而受罰做工，後來楚王戰敗自焚後，申公和其他大臣也就免罪回家了。申公是魯國人，回鄉教書育人，尤其重視詩經的教學，學生多到上千人。趙綰和王臧都是他的弟子，知道老師學問深厚，就特意推薦給了武帝。武帝聽說申公名氣很大，二話不說，派了使者帶著豪華座駕和豐厚禮物去請申公。 　　申公那時已經八十多歲了，平時大門不出二門不邁，這次聽聞朝廷派人前來，也隻能出門迎接。使者傳達了武帝的意思，送上厚禮，申公見武帝如此誠意滿滿，隻能答應入京麵聖。見到武帝時，武帝見他仙風道骨，更是敬重三分，讓他坐下，問起如何治理國家。申公隻說了兩個字：“關鍵不在說得多，而在看行動。”說完這兩個字，申公就不吭聲了。武帝等了半天沒等到更多高論，心裡嘀咕：我大老遠請你來，你就給我這兩句話？一時有點失望，但還是封他做了大中大夫，住進了魯邸，讓他參與討論明堂辟雍以及改歷法、易服色、巡狩、封禪等各種禮儀事務。 　　申公猜到武帝年輕好勝，往往說得比做得多，所以故意留懸念，打算武帝追問再說。結果武帝沒繼續問，申公也就起身告退。趙綰和王臧把申公接到魯邸，本想請教關於明堂辟雍的具體古製，哪知申公隻是微微一笑，啥也不說。兩人雖然滿頭霧水，還以為是老師長途跋涉累了，就讓他先休息，慢慢再商量。殊不知宮裡頭暗流湧動，不僅他們的計劃沒能實現，還給自己招來了滔天大禍，真是心急吃不了熱豆腐，反而把自己坑了進去。 　　原來，太皇太後竇氏一直偏好道家黃老之學，對儒家學術不太感冒。有一次，她召博士轅固來討論老子的著作，轅固推崇儒家貶低道家，隨口就說：“這不過是民間常說的話，談不上什麼高深的道理。”這話惹惱了竇太後，她反駁說：“難道你非要讀那些像司空、城旦那樣嚴苛的書嗎？”竇太後是在諷刺儒家教義過於嚴酷，就像古代主管工程的司空和服苦役的城旦一樣無情。轅固知道竇太後話中之意，雖善辯卻不便與她爭執，隻能選擇退下。早年轅固曾因主張湯武是正統征誅而非放逐篡位，在辯論中得到景帝的支持。這次在竇太後麵前碰壁，他自知不宜再起沖突。 　　竇太後餘怒未消，甚至想找個理由將轅固處死，於是設計讓他進豬圈與野豬搏鬥，企圖讓野豬咬死他。幸虧景帝得知此事，於心不忍，暗中派人給轅固一把鋒利的刀，轅固才得以刺死野豬而活命。竇太後雖然未能得逞，但從此對於儒生們的啟用總是橫加阻撓，所以在景帝執政的十六年間，儒生們並未得到重用。 　　等到漢武帝即位後，竇太後聽說武帝傾向於儒家思想，更是不悅，想要乾預朝政。武帝出於孝順，找書苑 www.zhａoshｕyuan.com 不敢違背祖母意願，許多國家大事都需要向竇太後請示。對於其他事務，竇太後通常會同意武帝的意見，唯獨涉及儒家禮儀製度，如明堂辟雍等議題，她堅決反對並阻止實施。 　　趙綰這個愣頭青不知輕重，竟然上奏武帝，直言古代禮製規定婦人不得乾政，現在陛下親理萬機，無需事事都去請示長樂宮（東宮）。這裡的“東宮”指的是太皇太後所居住的長樂宮，位於漢代首都長安的東麵，故稱東宮。這一番言論傳到了竇太後的耳朵裡，頓時令她震怒，立即召見武帝訓斥，並指責趙綰離間他們祖孫關係，簡直是誘導皇帝不孝，應該嚴懲。武帝本想為趙綰辯解幾句，提到丞相竇嬰和太尉田蚡也認為趙綰才華出眾，推薦他和王臧一同入朝任職。然而竇太後一聽此言更加生氣，堅持要將趙綰、王臧二人關押，並罷免竇嬰和田蚡的官職。武帝拗不過祖母，隻好暫時遵從她的命令，下令革除趙綰和王臧的官職，並交由司法部門處理，原本打算等待竇太後氣消後再釋放二人。然而竇太後卻認定趙綰與王臧如同以前的欺詐之人新垣平一般，非得處以極刑不可，這讓武帝左右為難。結果，趙綰和王臧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選擇了自殺以謝天下，倒也落得個乾凈利落的結局。 　　才經拜爵即遭災，禍患都從富貴來； 　　莫道文章憎命達，衒才便是殺身媒。 　　趙綰和王臧死後，竇太後還不滿足，繼續要求罷免丞相竇嬰和太尉田蚡的官職。關於竇嬰和田蚡是否真的被免去了官職，接下來的故事將會揭曉答案，請待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