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下旬，胡適在《新月》雜誌上刊登了兩篇文章——

《我們走那條路》和《人權與約法》。

他在前者中提出“五鬼論”，高呼：我們要鏟除打倒的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汙和擾亂五大仇敵。

這五大仇敵之中，帝國主義不在其列，因為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

之後在1933年，胡適在對新聞記者談話中，又提到了第六隻“鬼”，叫做仇恨。這個鬼不但鬧民國，而且禍延友邦，鬧到東京去了。

胡適認為，日本軍閥在華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那時已頗難消除，依然在國內形成了所謂的“鬼”，日寇不該繼續用這種手段來侵略華國，因為這隻會讓華國不斷生出仇恨。

對於胡適及其“六鬼”論，魯豫才在《出賣靈魂的秘訣》中諷刺道：

胡適博士不愧為日寇的狗頭軍師。如果日寇大發慈悲，采用胡博士的條陳，那麼，所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華國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復。

因為沒有了暴行，就不會有仇恨了啊！

全麵戰爭爆發前，胡適一直主張與日本和談，雖說早些年始終批判國黨和校長的獨裁，後來又跑去寶島任職。

總之，這是個很復雜的家夥，有人說他好，有人說他壞。

而他一直主張和談這事，是一生的黑點，魯豫才等人十分厭惡他的那套說辭。

葉洛和他的關係也隻能說點頭之交，“林徽因的共友”、“婚禮的證婚人”就是他們間最親密的關係。

之前剛在天津港見過這家夥，因為林徽因也在，葉洛不想這麼一個大文豪深陷各種政治問題中，便非常隱晦的提及了一些事。

沒想到這家夥根本坐不住，自己還在金陵遊玩，他卻已經在上海灘被捕了。

問題就出在他的第二篇文章上。

《人權與約法》一文，指出現在的社會嚴重缺乏人權，經常侵犯人權的並不是個人或團體，而是金陵國民政府。

胡適要求盡快製定一部法律，至少是趕快製定一部所謂的“約法”。

不久前，胡適還發表過《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約法》、《知難行亦不易》等文章，強烈呼籲約法，他強調這是一切的基礎，金陵國民政府決不能繼續蠻橫獨裁下去。

胡適的言論反映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立場，在輿論界引起了較大的震動。

羅隆基、梁實秋等著文響應他的呼籲，有人在不同場合下支持胡適。

這下可真的觸發了金陵國民政府的“天條”，即便胡適和校長夫婦的私下關係不錯，也逃不過製裁。

戴立以“肆行反動”的罪名封禁了新月詩刊，並在胡適的上海灘居所裡將其抓捕，送往了龍華監獄。

一切與這些文章和新月報刊相關的人都倒了十八輩子血黴，有一個是一個，誰都沒逃過情報處特務們的抓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