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火車跑的快，全靠車頭帶”。 　　所以說，抓製度化管理首先要從領導抓起，從領導班子的製度化抓起，也就是說一個單位的製度化管理，必須從領導集體的製度建設開始。 　　一個單位的各項製度建設伊始首先應建立領導們必須遵守的規章、製度、辦法，隻有把這些規章製度建立起來， 　　自古以來，居高位者隻有順從民心之所向，才能得到真正的尊重與敬意。 　　水能載舟，也能覆舟！ 　　統治者若是做事隻為自己開心，必然不會有好的結局，也必然不會走得長遠。 　　劉恒是漢高祖劉邦第四子，母親薄姬在秦末原為魏王魏豹妾。 　　楚漢之爭初期，魏豹附漢而叛漢，乃為漢將韓信、曹參敗俘，後被漢將周苛所殺。 　　因此，薄姬成了俘虜，送入織室織布。 　　後劉邦見她有些姿色，就納入後宮，歲餘不得寵幸。 　　漢高祖四年初，劉邦坐在河南宮內成皋臺上，管夫人和趙子兒兩位美人相伴，她們在一起談笑當年與薄姬的約定。 　　漢高祖聽到後，問她們笑什麼，兩人將實情全部告訴了漢高祖。 　　劉邦內心感到傷感，憐憫薄姬，當天就把薄姬召來並與她同房。 　　薄姬說：“昨夜我夢見有蒼龍盤踞在我肚子上。” 　　漢高祖說：“這是顯貴的吉兆，我為你促成這件好事。” 　　這一次同房，薄姬就有了身孕。 　　漢高祖四年，在河南宮內成皋臺生下兒子劉恒。 　　自薄姬生下兒子劉恒以後，就很少有機會再見到劉邦。 　　漢高祖十一年，劉邦在親征平定代地諸侯陳豨的叛亂後，冊立八歲的劉恒為代王，都於晉陽（今山西太原）。 　　其後劉恒在他就藩代地的十五年間，與民休息，發展生產，恭儉作則，代地由是大安。 　　另一方麵，漢初復雜的政治環境和母親的悉心教導，養成了謹慎沉靜的性格。 　　更重要的是，這為即位後成功應對功臣問題與施政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西漢高後八年，呂後去世後，忠於劉邦的丞相陳平和太尉周勃、皇孫朱虛侯劉章兄弟攜手誅滅了呂氏勢力，商議由誰來繼承皇位。 　　考慮到當時呂後立的小皇帝劉弘不是漢惠帝的後代，不符合皇位繼承的法統，評估了諸王和外戚勢力後，相中了寬厚仁慈、名聲較好的代王劉恒。 　　於是派出使者去接劉恒到長安繼承皇位。 　　劉恒見到使者，開始並不是很高興，反而引起了疑心，屬臣們也意見不同。 　　代國郎中令張武等認為有詐，提議以有病不能前往進行推辭，以觀察情況的變化。 　　而中尉宋昌力排眾議，認為劉氏江山穩固，不必有所顧慮。 　　劉恒決定用占卜來決定吉兇。 　　結果達到一個“大橫”的占卜結果。 　　這個結果表明：大橫所裂的紋路很是正當，卜卦人馬上即位做天王，將家族的偉業光大發揚，就像夏啟延續夏禹那樣。 　　卦師向他解釋天王即是做天子，比一般的王要高一級。 　　於是，劉恒初步決定入京即位。 　　為了以防萬一，劉恒在向長安進發的過程中，步步為營，深怕中計，喪命黃泉。 　　一是派舅舅薄昭，先到長安探聽虛實，二是到離長安城五十裡的時候，派屬下宋昌先進城探路。 　　宋昌到達渭橋，丞相以下的官員都來迎接。 　　宋昌到高陵回報劉恒，於是劉恒行進到達渭橋，群臣以臣禮拜見劉恒，劉恒亦謙遜回拜。 　　太尉周勃進言說：“要求賜片刻時間秘密稟陳。” 　　宋昌說：“要是太尉所陳的是公事，就請當著眾臣的麵奏；要是所陳的是私事，王者是無私的。” 　　太尉周勃就跪著送上天子玉璽。 　　劉恒辭謝說“：請到京都館舍再議。” 　　最後，小心的劉恒終於在陳平等眾大臣的擁戴下，進入館驛商量。 　　讓劉興居打擾宮掖，然後確保平安後，住進了未央宮。 　　選擇良辰吉日，繼承了皇位，是為漢文帝。 　　漢高祖七年，賈誼出生於洛陽，少有才名，師從荀況學生張蒼。 　　漢高後五年即以能誦詩書善文聞名於當地，河南郡守吳公將其召致門下，對他非常器重，在賈誼輔佐下，吳公治理河南郡，成績卓著，社會安定，時評天下第一。 　　漢文帝登基，聽聞河南郡治理有方，擢升河南郡守為廷尉，吳公因勢舉薦賈誼。 　　漢文帝征召賈誼，委以博士之職，當時賈誼21歲，在所聘博士中年紀最輕。 　　出任博士期間，每逢皇帝出題讓討論時，賈誼每每有精辟見解，應答如流，獲得同儕的一致贊許，漢文帝非常欣賞，破格提拔，一年之內便升任為太中大夫。 　　賈誼初任太中大夫，就開始為漢文帝出策。 　　漢文帝元年，賈誼提議進行禮製改革，上《論定製度興禮樂疏》，以儒學與五行學說設計了一整套漢代禮儀製度，主張“改正朔、易服色、製法度、興禮樂“，以進一步代替秦製。 　　由於當時文帝剛即位，認為條件還不成熟，因此沒有采納賈誼的建議。 　　文帝二年，針對當時“背本趨末“(棄農經商)、“淫侈之風，日日以長“的現象，賈誼上《論積貯疏》，提出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主張發展農業生產，加強糧食貯備，預防饑荒。 　　漢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下令鼓勵農業生產。 　　政治上，賈誼提出遣送列侯離開京城到自己封地的措施。 　　鑒於賈誼的突出才能和優異表現，文帝想提拔賈誼擔任公卿之職。 　　絳侯周勃、灌嬰、東陽侯、馮敬等人都嫉妒賈誼，進言誹謗賈誼“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 　　漢文帝亦逐漸疏遠賈誼，不再采納他的意見。 　　文帝四年，賈誼被外放為長沙王太傅。長沙地處南方，離京師長安有數千裡之遙。 　　賈誼因貶離京，長途跋涉，途經湘江時，寫下《吊屈原賦》憑吊屈原，並發抒自己的怨憤之情。 　　時周勃被捕係獄，賈誼上疏《階級》，建議文帝以禮對待大臣。 　　文帝時，把蜀郡的嚴道銅山賜給鄧通，又允許吳王劉濞開豫章銅山鑄錢，因此，“鄧氏錢“和吳錢遍布天下。 　　漢文帝五年，賈誼在長沙又向文帝上《諫鑄錢疏》，指出私人鑄錢導致幣製混亂，於國於民都很不利，建議文帝下令禁止。 　　賈誼做長沙王太傅的第三年，有一隻鵩鳥(貓頭鷹)飛入房間，停在座位的旁邊。 　　貓頭鷹像鵑，舊時視為不吉祥之鳥。 　　賈誼因被貶居長沙，長沙低窪潮濕，常自哀傷，以為壽命不長，如今鵩鳥進宅，更使他傷感不已。 　　於是作《鵩鳥賦》抒發憂憤不平的情緒，並以老莊的齊生死、等禍福的思想以自我解脫。 　　謫居長沙三年後，漢文帝想念賈誼，征召入京，於未央宮祭神的宣室接見賈誼。 　　文帝因對鬼神之事有所感觸，就向賈誼詢問鬼神的原本。 　　賈誼詳細講述其中的道理，一直談到深夜，漢文帝聽得不覺移坐到席的前端。 　　談論完了，漢文帝說:“我很久沒看到賈生了，自以為超過他了，今天看來，還比不上他啊。“ 　　賈誼這次回到長安，朝廷人事已有很大變化，灌嬰已死，周勃遭冤獄被赦後，回到絳縣封地，不再過問朝事。 　　但文帝還是沒有對賈誼委以重任，隻是任命他為梁懷王太傅，任職所在地更近朝廷，而且梁懷王劉揖是文帝的小兒子，很受寵愛，也算是對他的一種重視。 　　賈誼任梁懷王太傅，雖在梁國封地，但仍體察政事，居安思危。 　　這一時期，匈奴強盛，常侵犯漢朝邊疆;漢朝剛剛建立，法規製度粗疏而不嚴明。 　　諸侯王超越本身的權力範圍，占據的土地超過古代製度的規定，淮南王、濟北王都因為謀反而被誅滅。 　　賈誼因此多次上疏陳述政事(《治安策》)，大體上圍繞匈奴侵邊、製度疏闊、諸侯王悟凝等三個問題而展開論述。 　　夏、商、西周實行“世卿世祿製“。 　　到春秋戰國時，統治階層改革舊有製度，更為了富國強兵，破格任用一些地位低下而才乾出眾的人。 　　戰國時期出現“軍功爵製度“，又興起“養士“之風，招攬有才乾、善言辭的人才，不論出身，為國君、諸侯服務。 　　到秦代則以“辟田“和軍功為選官依據。但這些都不是完備的選官製度。 　　到了漢代，為了適應國家統治的需要，建立了一整套選拔官吏的製度，名為“察舉製”。 　　察舉是自下而上推選人才的製度，也叫“選舉”。 　　漢高祖劉邦首下求賢詔，要求郡國推薦具有治國才能的賢士大夫，開“察舉製”先河。 　　惠帝、呂後詔舉“孝弟力田”，察舉開始有了科目。 　　漢代察舉製度，嚴格地說是從文帝開始，他下詔要求“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並且定下了“對策”(考試)和等第。 　　武帝時“察舉製”達到完備，各種規定相繼推出。 　　其後，各種科目不斷充實，特別是有了統一的選才標準和考試辦法。 　　考試是漢代察舉製度的重要環節。 　　被舉者經考試後，由政府量才錄用，這樣既保證了選才標準能貫徹實行，選出真正的人才，還能保證競爭的相對公平，令下層人士有進入國家管理層的可能。 　　隨著考試製度不斷發展和完善，到隋唐以後更發展成“科舉製度”，這一製度實行了300年之久，成為中國重要的選官製度。 　　折疊在漢代察舉常科中，“孝廉”是最重要的一科，亦得人最多，出了許多名人。 　　“孝廉”之設，始於漢武帝元光元年，武帝下詔，“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顯示“孝廉”起初不是常科，不被重視。 　　後來，“孝廉”規定為歲舉常科，才受重視，漸顯重要。 　　孝、廉有“孝子廉吏”的意思。 　　“孝”是指孝敬父母;“廉”是指清廉勤政。 　　這是古時對官吏的普遍要求。漢代“孝廉”，大部分是通儒學的高官及富豪子弟。 　　舉“孝廉”之後，前程遠大，升遷較快。 　　“孝廉”出身的官吏，更被認為是“正途”、“清流”，很被看重。起初舉“孝廉”是以郡為單位。 　　察舉歲科之一“秀才”，東漢時為避光武帝劉秀諱，改作茂才(茂材)。漢武帝元封五年下詔:“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這是此科之始。 　　後來，宣帝、元帝時均有詔令，舉“茂才異等”。 　　西漢時，茂才並不是歲舉常科。 　　東漢光武帝建武十二年詔令:“三公舉茂才各一人”，“監察禦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各一人”，此後才為歲舉，往往與“孝廉”並稱，表明其重要性。 　　不同之處是，“孝廉”為郡舉，“茂才”是州舉，所以數目是後者少、前者多，建武十二年總計歲舉“茂才”才約有20人。 　　“茂才”多為現任官吏，如西漢的茂才蕭鹹是丞相史。 　　這些現任官吏舉“茂才”後，因本身資歷高，多起用為縣令(千石)。“孝廉”則多為郎官，六百石。 　　還有不少人先舉“孝廉”，再舉“茂才”。 　　“茂才”中有許多升至高位，成為漢代名臣。如東漢的周舉，官至光祿卿，為“八俊”之一。 　　“廉吏”是漢代察舉歲科之一。 　　“察廉”就是察舉廉吏的意思，不是指“孝廉”。 　　被舉為“廉吏”者，多為低級官員，被舉後，按原職升補;而舉為“孝廉”者，一般皆入朝為郎官，這是主要區別。 　　而“廉吏”與“孝廉”二者之間的具體差別，又可概括成以下四點: 　　“廉吏”為長官報請上級遷補屬吏優異者之科目，而“孝廉”則是郡國向中央“貢士”之科目;“廉吏”限於“鬥食”至“六百石”之吏員，而“孝廉”則開放予所有吏民;“廉吏”一般根據本秩(職位)直接遷補，而“孝廉”一般要入三署為“郎中”;“廉吏”之“舉主”範圍廣泛，包括郡守，而“孝廉”之“舉主”僅限於郡守、國相。 　　“廉吏”一科，大約在漢武帝之前就有了，之後逐漸明確，成為一種歲舉常科。 　　被舉的“廉吏”，最初都是小官，大概他們忠於職守，特別是為官清廉，才被“舉主”看中，作為察舉的對象。 　　漢元帝永光元年春二月:詔丞相、禦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 　　據上述元帝詔書的內容，說明“光祿四行”的幾項重點: 　　從永光元年開始，才有推舉“光祿四行”一科;質樸、敦厚、遜讓、有行(或作節儉)是四種品行，也是“光祿四行”的選拔標準;“光祿四行”為歲舉常科;“光祿四行”的舉主為丞相、禦史，被舉者為光祿勛的屬官;光祿勛每年依此科考核(第)他的屬官。 　　漢武帝時，改“郎中令”置“光祿勛”，掌管宮廷宿衛及侍從之事，屬官有光祿大夫、大中大夫、諫大夫、謁者等。 　　具上述四種品行的，通常是一些忠厚質樸的人，他們老老實實任職，沒有什麼突出成績，長時間也沒有得到提升，所以設立此科，每年從他們之中選拔一至兩人，予以升遷。 　　古代比較賢明的君主，往往希望有一些公正無私、敢於直言的大臣，能指出自己的不足之處，以便更好地治理國家。 　　漢代察舉製度設立“賢良方正”科，就是這個原因。 　　“賢良方正”是最主要的特科，始置於文帝二年，目的是“納天下言”，即廣泛聽取對國政的意見。 　　帝王們當時普遍認為，發生天地災異，是自己犯了過失，即“人主(皇帝)不德，布政不均”。 　　所以，這一科常常是在災異發生之後舉行。 　　而“賢良方正”又多與“直言極諫”相連，這是皇帝“求言”的一種方式，所以稱作“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漢代的皇帝大多開過此科。 　　“賢良方正”科的“舉主”很廣泛，包括中央和地方的高官，諸王侯、三公、將軍、中二千石、州牧、郡守等。皇帝很重視此科，被舉者皆由他親自主持對策，按等第授官，高者有為“九卿”者。 　　朝廷征求的人才也很廣泛，包括儒生、有“道術”者，以及官吏等。有時也從賢良中直接選拔親民的官吏，名目稱為“賢良方正可親民者”，如宣帝在位時，曾進行兩次詔舉。 　　這類目的在於“廣開言路”的選才辦法，在漢代以後曾長時間實行，後演變為唐代科舉的製科之一。 　　到宋代，則以“對策”的方式向全國征求治國之道。 　　在漢代，選拔人才既注重品德修養，也注重文化質素。 　　“賢良”的含義就是德行兼備。 　　自從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文學”的涵蓋範圍實際指“經學”。 　　這樣看來，察舉中常見特科“賢良文學”一科，所立的選才標準是:品德與文才兼備，又有良好的經學底蘊。 　　漢昭帝始元五年正式下詔舉“賢良文學”: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宣帝即位之初，曾發生地震，詔郡國舉文學高第各一人。 　　不見於詔書的，在武帝時就有“賢良文學”之舉，晁錯屬此科。 　　可見，賢良與文學有時連稱，成為一科，有時分開，各獨立成科。不論怎樣，此科是以文學為主，主要薦舉對象是儒生。 　　在漢代察舉製中，文學一科很受重視，西漢時每次察舉“文學”的規模可達一、二百人。 　　中國古代有敢於指出皇帝的不足之處，提出治國建議與方略的大臣，被稱為“諍臣”。 　　於是有了“直言極諫”這個詞，意思是“正直的言論諫諍”。 　　漢代名臣晁錯寫有一篇《舉賢良對策》，是對“直言極諫”的最好解釋。 　　所以，從漢代察舉製度正式建立之初，漢文帝二年就下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此後，舉“直言極諫”一直延續下去。但它不是獨立的一科，而是與“賢良方正”相連，說明對直言極諫者來講，應當具有公正無私的品德。 　　無私才能無畏，才敢於“犯上”，甚至把自己的性命都置之度外，因此古代就有了“文(指文臣)死諫“的說法，是文臣(特別是諫官)忠君的最高境界。 　　西漢官吏王吉，先舉“孝廉”，再舉“賢良”，任昌邑王中尉。 　　昌邑王荒淫，他因時常勸諫昌邑王而遭到處罰。 　　宣帝時召為博士、諫大夫，常上疏議論時政得失，但沒有受到皇帝重視，隻好托病還鄉。 　　元帝時召他為諫大夫，擔任掌管議論的官員。 　　《漢書》上說:“惠帝四年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 　　意思是:漢惠帝四年的正月，下詔選拔有孝悌(悌同弟)的德行和能努力耕作的人為官。 　　這時察舉製度還沒有正式建立。 　　惠帝死後，少帝立，由呂後臨朝稱製，特設“孝弟力田”官一人，找書苑 ｗww.zhaoshuｙuａn.com 秩二千石，地位很高。 　　文帝時，“孝弟力田”與“三老”同為郡縣中掌管教化的鄉官。以後“孝弟力田“成為察舉的特科之一。 　　為什麼要舉“孝弟力田”呢? 　　“孝弟”與“力田”，有時分開作兩科，因為這是兩種德行。 　　“孝悌”是孔子提出的，“孝”是對父母盡孝，“悌”是對兄長尊敬。古時候中國人很尊崇孝道，因為它能使社會秩序和諧安定。 　　至於“力田”，因為古代中國是農業社會，以農為本，農業“為生之本也”，希望大家勤於耕作，達到“家給人足”，國家富裕。 　　在唐代，“孝弟力田”仍然是科舉選士(舉人)的科目之一，可見其仍受重視。 　　漢代察舉中的“明經”科，是最重要的特科之一。 　　“明經”就是通曉經學。秦朝就有此科，到漢代地位開始突出。 　　所謂“經”，原指先秦經典，自從漢武帝尊崇儒學，“經”就專指儒家經典了。 　　其實，察舉各科都有經學內容，被舉者也要熟習經學;把“明經”特立為一科，說明經學在漢代政治上地位之重要。漢代的讀書人無不自幼苦讀經書，目的都是為了應舉、入仕。 　　漢代許多名臣，如孔安國、貢禹等都是明經科出身，韋賢、韋玄成父子皆以明經科入仕，先後位居宰相。 　　重經之風一直延續到隋唐時期的科舉考試，唐代的“明經”科試帖經，以通經比例決定等第。 　　可見經學在漢代察舉製中地位之重要。 　　漢代治國是儒、法並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