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能先用魏忠賢。” 　　王戰來到此世的時間確實是很短，但是彼世讀書讀史的時間卻不短，在長時間讀書思考的過程中早已形成了自己的看法結論；醒來的時間雖短，思考卻不慢。成熟的看法映照嚴酷的現實，王戰拿定了主意： 　　自己要的是消除了治亂興衰循環，開啟了民智，人人自強、人人負責、具備自省自新能力，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華夏文明。如此，自己必定要推行自己的思考所得，必定要首先觸動文人、從根本上觸動一個巨大的既得利益特權階層。 　　此種情況下，作為既得利益特權階層一員的東林，心中充滿了私利，充滿了非此即彼的黨同伐異，隻會成為阻力，已不可用：就算熊廷弼不是大能臣，隻是一般乾臣，且不肯留在寧遠堅守之舉真有如鄒元標所說的賭氣、對王化貞幸災樂禍的成分，那至少在他熊廷弼被斬首的情況下，王化貞也不應該還活著——畢竟是掌握十三萬大軍駐紮在廣寧的王化貞喪了廣寧，棄城而逃，而且王化貞是和熊廷弼同時被鄒元標等人判的死罪。 　　所以歸根結底，東林的朋黨私利壓倒了國事。大明邊事能臣、國家乾城熊廷弼死於黨爭。 　　其他的齊、浙、楚黨可用否？答案同樣是否定：同樣是特權的既得利益者，而且就算本來沒怎麼樣，但是與東林鬥了這麼多年，黨同伐異、為私利而爭也已經深入他們的骨髓，所以也不行。 　　而且整體來看，大曌所有這些文官，在沒有經過改造、思想沒有轉變之前，執行力都極差。他們隻為自身利益撕咬、不為國家民族利益承擔半點責任的“黨爭”，對華夏文明的危害無以復加。 　　那麼，短時間內，誰可用？ 　　魏忠賢。 　　在自己培養出執行團隊、能掌控朝政、徹底的貫徹意誌之前，隻能保留魏忠賢，先飲鴆止渴，同時製止東林的上奏彈劾。 　　史書上的東林之人，非此即彼，在他們眼裡，不贊同東林的都是小人、邪黨，現在，融合而來的大曌第一木匠的記憶同樣如此。所以，在保留魏忠賢的情況下，若是把他們放出來、任由他們上奏，甚至讓他們以為風向變了、可以瘋狂的上疏彈劾閹黨了，必欲將非東林之人全部清除出朝堂，那無非是讓黨爭再次激烈、朝政運轉失靈，對於自己接下來的施政打算沒有任何好處，對國家百姓毫無益處。 　　對比之下，反倒是魏忠賢自有其特有的利用價值。 　　單說效率，自己要做什麼具體的事情，現在的魏忠賢，效率比任何人都高，東林完全無法與之相比。不但不能相比，事實是隻要不合他們的意，他們立刻會成為掣肘，成為朝政齒輪當中的楔子、潤滑油當中的砂粒。 　　客觀來說，閹黨文臣也更願意逢迎皇帝，而不是遇事就要反對一下來彰顯自己的清流風骨。 　　魏忠賢確實日漸坐大日漸殘暴，但魏忠賢作為依附於皇權的家奴，唯一在乎的就是皇帝的意誌，多多少少能把巨商大賈的商稅礦稅收上來一些，閹黨的惡名有一部分也就來源於此。 　　征收商稅礦稅的過程中，雖然魏忠賢可能貪的更多、勾連放縱商賈所得賄賂更多，並沒有把能收的商稅都收上來，但有總比沒有強，北方前線的軍隊實在是需要得到真金白銀的支持。找書苑 www.zhaｏshuyuaｎ.coｍ 　　此等現實麵前，不管怎麼說，暫時留下魏忠賢發揮作用，怎麼都比彼世天啟之後的崇禎強： 　　彼世崇禎滅了魏忠賢之後，各朋黨，無論是東林還是閹黨殘餘，作為既得利益特權階層的代言人，對商礦稅收都是極力反對。最終崇禎在文人“堯舜禹湯”的稱頌忽悠聲中，乾凈徹底地罷了商稅礦稅，結果便是國庫空虛無錢養兵，隻能繼續加派，將所有養兵所需的稅賦加派都壓在窮苦農民身上，逼得農民活不下去紛紛造反；為了剿滅各地農民的造反，隻好在遼餉加派之外再加倍征收用以剿滅造反農民的剿餉、練餉，於是使農民更加活不下去，更多投入造反的隊伍，惡性循環。由是，農民軍內患開始與事實上已經從邊疆邊民變成外患的建州東金共振，最終震塌了大明這座大廈。 　　另外，對軍餉這一塊，大曌與彼世明末一樣，整個文官階層的吃相都醜陋得無以復加，尤其是跟他們讀的聖賢書映照起來，絕不是隻有閹黨才醜陋。隻看山海關外十年戰果就知道了，軍械鎧甲有多差、軍心士氣有多低、敗的有多慘、失去的國土有多廣大，那軍餉被貪墨的就有多狠。 　　所以，種種條件都決定了暫時還是必須要留下魏忠賢，利用他。 　　“自己手中的華夏大計，半年之內非魏忠賢不可，半年之內，魏忠賢將是自己最快的刀。” 　　王戰心中徹底決斷，同時也暗自警醒：如此一來，自己用刀的方式與目的會與之前的“自己”大不相同，必須要小心不要被刀割了手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