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胡宗憲、徐階、李三才等百年來的朝廷重臣一直說到中興能臣張居正，以朝堂的環境來說，王戰的言辭用語已經堪稱破口大罵，宛如市井潑漢。 　　王戰確實是越說越生氣，讀史的時候就在生氣。 　　至少從嘉靖年間開始，文官集團就不停的說宗室藩王讓國家不堪重負。 　　但在王戰看來，以文官為代表的士紳官商集團，和宗室藩王一樣，同為大明國家肌體上的毒瘤，因為他們都享有種種優免特權，卻都不承擔責任義務，都不繳納稅賦，還不停地加劇著聚斂兼並。 　　而從財政角度看，文官集團其實是四十倍於藩王的毒瘤；如果再從政事的角度看，文官集團更是危害無限大的毒瘤，因為藩王隻能坐困封地，對國政沒有乾預的能力，而這些文官卻有治國理政的權力。 　　宗室不能出來當官做事，隻能優免。官員除了優免，還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貪贓枉法，最直接的就是賑災糧和軍餉；還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推行對自己有利的規章，阻止對萬民有利卻對自己不利的政略。 　　掌握著巨大權力的毒瘤，能決定治國理政方向的毒瘤，能固化自身特權的毒瘤，才是最危險的毒瘤——這就是王戰的看法。當今大曌兩大害：讀書人優免特權；藩王賜田。以文官為代表的讀書人的優免特權尤其是天下大害。 　　優免特權之弊，權力越大的人身上體現得越明顯。 　　據江陵縣賦役黃冊載，“內閣張優免六百四十餘石”，內閣首輔張居正憑借優免特權免除了六百四十餘石田賦。 　　按洪武太祖所定的民田一畝地賦稅三升三合五勺來計算，免稅六百四十餘石，意味著張居正僅僅在江陵縣就擁有一萬九千多畝地，若按一年兩季來算，稅賦翻倍，那田畝也有九千五百畝，無論如何都是在大量的偷逃賦稅。張居正曾為此進行過辯解，說自己的地隻需納賦七十四石，其他的田地都是別人掛名的。 　　什麼叫掛名？說穿了就是容許小民詭寄投獻到張居正自己名下，投獻的小民借以偷逃賦稅，張居正則坐地收租。最終，萬歷十二年，張居正被抄家，清單上張居正名下良田達八百頃，也就是八萬畝----此時一頃為一百畝。 　　若是把“優免”二字直接換成“特權”二字，其實質就一目了然。特權一旦出現，就必定被不停的擴大化，因為人心是無止境的。而特權一旦被權貴所享受，更是危害無邊——總是企圖利用手中的權力去擴大，總是企圖永久固化、子子孫孫無窮盡焉。 　　特權與貪腐有些時候看上去不是一體，但其實是不分家的，因為其本質都是占便宜。 　　貪腐者必定是有一定權力的，否則也貪不著；而特權也最容易被有一定權力的人以某種名目提出來、推行開來，以貌似合法的形式占著絕大多數老百姓的便宜，逼著大多數老百姓付出更多、承擔更多。特權等於是貪著絕大多數老百姓的血汗，隻不過是隱蔽的貪——以優待、照顧的名義。 　　也是因為如此，王戰今天才拿張居正這個勝過絕大多數大臣的千古能臣做例子。 　　無論是徐階還是張居正，被朝廷清查之後，他們的事情已經是人盡皆知，此時殿上的大臣自然也知道。無論如何辯解，比如說政敵黨同伐異、故意攻訐，事實卻是無可辯駁——萬畝良田難道是政敵硬塞給你的？ 　　“祖製對自己有利，就大講特講；對自己不利，就刻意無視，這是讀聖賢書的士子鄉紳、朝堂諸公對祖製應有的態度嗎？聖賢書讀到哪裡去了？”看著一次次沉默的諸大臣，王戰接著發問。 　　“封建亦是祖製，且是上古聖王所創立。許多人說大周八百年國祚，便是因為封建諸王；暴秦不過二世，便是由於更改封建祖製而行郡縣製。那這封建祖製要不要繼續遵守，大曌要不要將這祖製發揚光大、多多的封建藩王？” 　　群臣形容除了尷尬還是尷尬： 　　藩王還能多多封建嗎？諸王祿米早就讓各地官府不堪重負、入不敷出，還有動輒萬頃的王莊賜田。中州河南的田畝實在沒有了，洛陽福王的賜田都賜到湖廣了，開了國朝的先河，由此便可見國朝的田土已經是何等緊張，還怎麼封建？若是多多封建，太祖子孫都不用每人萬頃，隻要每人百頃，大曌的土地立時便不夠分的，把所有農家與士紳的土地都收上來也不夠。 　　再者說，不說本朝田地夠不夠，就說大漢，漢初分封的藩王最後還不是造反？ 　　這怎麼答？ 　　“咱們再說回‘優待讀書人’。大曌律：進士徭役與賦稅皆免。天下的士子鄉紳，有幾個考中了進士？他們憑什麼不納田賦？太祖優待讀書人不假，然嘉靖二十四年朝廷明確優免則例，舉人和秀才可免兩丁和兩石糧對應的雜役，裡甲正役不能免。現在諸公誰能告訴朕，應該免多少畝的田賦？八十畝還是一萬畝？十萬畝也免嘛？這千畝萬畝良田又是哪裡來的？有沒有接受詭寄投獻、瞞田隱戶？國朝對讀書人的善意還不夠嗎？還要接受詭寄投獻、掏空國庫？就沒想過如果大曌這座大廈塌了，覆巢之下再無完卵嗎？” 　　遵從宜將剩勇追窮寇的教誨，王戰連連喝問。 　　皇極殿上寂寂，群臣無人能答。 　　大曌秀才可免八十畝田賦。 　　秀才中最優秀的可以進入國子監，稱為貢生，已經可以做官。 　　秀才見官不跪，不受刑，即使是罪名很重，也要報請當地學正取消功名後才可以用刑。 　　秀才可以使用婢仆，而從律法上來說，大曌商人無論多有錢，都不可以使用婢仆。 　　秀才不服徭役，穿戴特有的方巾、盤領青藍色長衫、長靴，這些都是廣大普通百姓不可以穿戴的。普通老百姓見了秀才都要行禮，尊稱一聲“秀才公”。 　　普通百姓五口之家，若無私加濫派，十畝地就可保溫飽；三十畝地便可寬裕許多，吃飽穿暖有餘錢，衣衫無補丁；五十畝地便是中上等之家。秀才八十畝免賦稅，所有收成都是自己的，在普通百姓中絕對是上等之家，絕不是後世影視劇中的窮秀才。 　　這還隻是秀才，再往上，舉人免四百畝田賦，進士免兩千畝田賦。舉人進士若不與富商大賈相比，已是大富之家，不次於中小商家，更有其他諸般尊榮待遇，連地方官施政都要聽取他們的意見。 　　如此優待，善意還嫌不夠？ 　　可以說，大曌對讀書人善意十足，百官對此自然也是心知肚明。涉及自身的特權，怎麼會不清楚。 　　唯其清楚，在皇帝的目光下，滿朝大臣便隻能一次又一次的無言以對，隻因他們心知肚明： 　　免賦八十畝的秀才人家，家中絕不止八十畝田產，八百畝都是少的。免賦兩千畝的進士家中更不止兩千畝，不算自家親族的，單是那些無親無故、帶著田契來投獻的人都會蜂擁而至、踏破門檻。所有這些都一文不納，確實使得朝廷稅賦損失極大：自家接受一戶投獻，國家就失去一戶的賦稅與徭役勞力，而未曾賣身投靠於權貴士紳的老百姓就要多負擔一戶的賦稅與徭役，負擔何止重上一分？一旦國家有事需要加征錢糧，自然還是加征不到自己這等本來就不納賦的人身上，便隻能從無權無勢的貧民身上加征。無權無勢的貧民因此便負擔愈重，貧困欲死。 　　心知肚明，沉默以對。 　　“陛下，找書苑 wｗw．zhaoshuyｕan.com 臣亦不知如何對答聖上之問，然臣身為臣子，自問應當提醒陛下，還請陛下恕罪。”李國普言辭懇切、發自肺腑的說道，“讀書方能明理明倫，唯有讀書明理之士子鄉紳才最肯衛護華夏文脈道統，故士紳乃是國朝的基石，讀書人乃是國家的棟梁，聖上......不宜輕動。當年太祖高皇帝能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固是太祖豪情天縱、英明神武，為漢家百姓出頭，漢家百姓願意舍生忘死的追隨，然亦多賴我華夏讀書士人的支持，所以才有太祖優待讀書人。太祖......實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李國普語重心長。 　　他當然聽得懂皇帝的話，皇帝的話有沒有道理他也一清二楚。不隻是他，滿朝文武都是這個時代學習能力、領悟能力最強的人，哪個聽不懂？ 　　正因為聽懂了他才擔心：眼見得皇帝已經不是什麼平衡之術，已經不是有打有拉、異論相攪，而是是非分明的將所有大臣變成了自己的敵人。 　　他擔心皇帝成為天下所有讀書人、所有官員、鄉紳、商人的敵人，擔心皇帝從此之後政令難出紫禁城。 　　他是因擔心而提醒皇帝——別忘了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朝堂上豈是是非分明的地方？從來都不是。朝堂上歷來都是攪和、平衡的地方，皇帝還是太稚嫩、太心急了。也難怪，爺爺和爹誰也沒在他身上用心過。”說完了，李國普有些憂心地看著皇帝，在心裡思襯著。 　　“臣以為李國普之言有理。” 　　無論出於什麼心思，黃立極與諸閣老、大臣紛紛出言附和李國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