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王之事，朕知道你們擔心什麼，不過讓諸王什麼都不能做，本來就不是太祖時的祖製，那我們到底要遵循那個祖製？”皇極殿上，朝會還在繼續。 　　王戰的問題背後，是群臣都知道的事實：一直到成祖，大曌的藩王都是真正的國家屏藩，擁有強大的武力，打擊北虜殘餘，保障大曌安全，並不是現在這樣混吃等死的。 　　“聖上，諸王擁兵，絕不可行。”劉宗周急急出班，並不辯駁哪個祖製，而是乾脆堅決地反對諸王出來做事。 　　“愛卿莫急，朕隻是想讓諸王自己養活自己，不再與百姓爭奪土地，並非是要恢復到成祖之前。隻為了保全朕這些皇親，朕也不會讓他們擁兵的。”看著劉宗周惶急的樣子，王戰溫和地說道。 　　“人從嬰兒長到二十五歲之時，便進入了體力與智力的巔峰，也就是說二十五年就成長起一代人。如此，本朝的宗室壯年人口數量每二十五年差不多就要翻上一倍，這些皇親都要封王，都要祿米，都要封地、賜田，那我大曌的土地數量可會二十五年翻一番？這還不算諸多的鹽引、課稅、甚至侵占民田、利用優免特權容納詭寄投獻。” 　　王戰淡淡的話語聲飄蕩在大殿中，在群臣的心裡卻是掀起了不小的波瀾：自家的皇親國戚侵占民田、容納詭寄投獻，皇帝居然就這麼說出來了？ 　　“聖上言之有理，土地已是定數，宗藩卻無限增長，以有限之定數滿足無限之增長，必無可能。”徐光啟出班說話，站到了劉宗周身旁。 　　徐光啟是實乾派，曾經做過調查與總結，結論是宗室每三十年就會增加一倍人口。現在皇帝闡明了道理，他自然是支持皇帝關於土地與人口的說法。後世根據譜係文獻進行研究，實際上二十五年左右宗室人口就翻倍，比徐光啟總結的還要更快。事實簡單明了，道理也簡單明了。 　　“是呀，以有限奉養無限，怎麼可能？”聽了徐光啟的話，無論閹黨還是東林，大臣們都紛紛點頭。 　　這道理很淺顯，百年以來，朝廷也掀起過幾次爭論，歷次爭論中當時的大臣也是反對給予藩王巨量的封賜，隻是反對之後卻從來沒什麼好辦法：放出來做事，怕他們覬覦皇位、生事造反；不放出來做事，皇親又越來越多，越來越供養不起。 　　皇室宗親具體有多少人？以山西大同的代王為例，現在代王一係已達四千口之多，與彼世李自成所斬殺的人數差不多。 　　再往前，嘉靖年間，朝廷關於宗室藩王人口增長與祿米的爭論中，禦史林潤、戶部尚書李春芳等人的奏疏表明，僅河南一地在嘉靖年間就有五名親王，八十名郡王，鳳子龍孫達五千餘人，以致當時民諺有雲：“中州地，半入藩”。 　　一省之地，人口千萬，半數土地卻被幾千人占有，雖不無誇張，亦可見百姓之困苦，可見皇室子孫賜田之不可持久。 　　這些情況，大臣們都知道，此時也依然拿不出兩全其美的辦法。 　　看著陷入思考中的群臣，王戰再次說道：“諸位愛卿不妨再想想，遠的，自嘉靖爺以來宗藩與祿米的情況，近的，萬歷爺的封賜，如此下去，國朝還能維持多久？幾十年？還是再維持一代？百姓又能這樣忍受多久？那些慮及長遠的朝臣又已上過多少次奏疏了？朕這裡找來了一些昔日奏疏，諸位愛卿也可以看看。” 　　王戰的禦案上放著幾摞奏疏公文，年份遠至嘉靖年間。王戰示意劉若愚將奏疏分發給徐光啟、劉宗周和閣老尚書們： 　　嘉靖四十一年，禦史林潤奏疏：“天下之事，極弊而大可慮者，莫甚於宗藩祿廩。天下歲供京師糧四百萬石，而諸府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萬石，而諸府宗祿三百十二萬石，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祿百九十二萬。是二省之糧，借令全輸，不足供祿米之半，況吏祿、軍餉皆出其中乎？” 　　隆慶五年，禮部公文：“除宗女儀賓外，僅親王郡王和各級將軍中尉，歲支祿米共八百七十萬石有奇，約占全國各地存留糧總數之八成”。 　　禮部官員戚元佐《議處宗潘疏》：“議限封爵、議繼嗣、議主君、議冒費和議擅婚”。 　　以徐光啟為代表，對宗藩祿米了解比較多甚至也上過奏疏的老臣，看著皇帝發下來的這些奏疏公文，越看、越想臉色越是沉重，隻因這些奏疏的結果他們都知道： 　　戚元佐意圖通過種種手段減少宗藩的增長、祿米的消耗，隆慶帝認同其理，奏折轉至禮部，禮部認為茲事體大，轉呈皇室諸藩王，結果“諸王反對，且格不行”。 　　皇帝認同其中的道理了，結果還是不了了之，這讓他們的心情怎能不沉重。 　　奏疏中所言的“存留”其實就是大曌地方財政，也就是去除上繳京城戶部之後剩下的稅賦收入。地方存留的主要用途就是地方官吏的薪俸、農田水利、賑災、附近軍伍的軍餉以及藩王的祿米等幾個方向。而林潤所提到的山西、河南已經入不敷出，單單給藩王的祿米就已經超過了所有的“存留”。遇到這種情況，地方官吏當然不能喝西北風，也知道藩王餓不著——藩王還有賜田呢。於是各地對軍餉和藩王的祿米便多有拖延、扣減，互相之間扯皮無盡，年年相積，連皇帝都沒有辦法，皇帝總不能說讓地方官吏都不拿俸祿白乾活。 　　諸多事實表明，如果不考慮文官士紳集團那些不納賦的田畝，單單隻考慮朝廷能收上來的稅賦歲入，則諸宗室藩王確實對國家財政形成了最大地負擔，早已讓國朝多地入不敷出，幾乎徹底擠占了其他國政的施展空間：軍餉連年拖欠；農田水利年久失修；賑災無力，一遇天災、餓殍遍地。如果考慮文官士紳集團那些不納賦的田畝對國家稅賦收入的損害，則文官士紳集團對國家的財政蛀蝕排第一，但藩王仍然要緊隨其後，排在第二位。無論怎麼說，藩王賜田對大曌造成的負擔都很沉重，終究國土是不會自己變大的，實際上還變小了，整個山海關外都丟了，而賜給藩王的田土不是幾千幾萬畝，而是每人幾百萬畝。。 　　在林潤之後，嘉靖四十四年最終完成並實施的《宗藩條例》，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戚元佐的建議，減少了親王和郡王們的祿米定額，還限製了宗室婚配數額，多少延緩了宗室人口增長速度，延緩了祿米和賜田的增長速度。這個《宗藩條例》能夠出臺並實施，實際上已經清楚地說明，無論是皇帝還是大臣，都認識到數量有限的土地無法供養無限增長的宗室人口：二十五年人口翻一番，祿米賜田就要差不多的跟著翻一番，哪來如此多的良田？ 　　可即使有了《宗藩條例》，之後的幾十年間，宗室人口依然劇增，如蜀王一係獨占四川，土地最肥沃的都江堰地區十一個州縣，七成耕地被蜀王所占，嚴嵩稱其為天下首富；河南開封的周王占田五百餘萬畝，族中七十五人被封為次一等的郡王；襄陽的襄王，兗州的魯王，武昌的楚王，大同的代王等共計二十八位藩王，這些皇親宗室每個藩王幾萬頃，也就是幾百萬畝良田。這些田都是不交稅的，不但不交，他們還要設立稅關收稅，將從來往行商處所得裝入私囊，令天下百姓背上了沉重如山的負擔。 　　就算對遠事了解不多的年輕大臣，至少也知道萬歷對福王的封賜，當時可是鬧得沸沸揚揚： 　　萬歷帝十分偏愛次子福王，想把福王立為太子，遭到群臣反對就乾脆不立太子，天啟的老爹泰昌帝便是因此才遲遲不能成為太子，每天過得戰戰兢兢。糾葛多年之後，既然最終還是不能讓福王成為太子，萬歷帝便盡可能把愛子往後的日子安排的富足再富足，給了福王兩萬頃的莊田，把四川井鹽專賣也給了福王。 　　兩萬頃是多少？大曌“五尺為步，步二百四十為畝，畝百為頃”，一頃是一百畝，兩萬頃便是兩百萬畝。一畝按二百四十步長、一步寬計算，大曌一步是五量地尺，相當於彼世一點六米，一畝隻比彼世的公畝小一點，達到六百一十四平方米。兩百萬畝這樣廣闊的良田，隻用來奉養福王一人。 　　而福王尤嫌不足，居然又要了每年一千三百份的淮鹽鹽引，然後欺行霸市，把洛陽當地原有的河東鹽專賣給查封了，自己一家獨大、牟取暴利。 　　河東鹽專賣所得是做什麼用的？是給邊軍提供糧餉的。 　　順著福王想下去，萬歷帝還給另外三個更小的兒子桂王、惠王、瑞王每人各三萬頃莊田。 　　不隻福王、桂王等萬歷帝的兒子，找書苑www.zhaoshuｙｕaｎ.com 萬歷皇帝對唯一的同胞弟弟潞王朱翊鏐也是十分恩寵，給了他四萬頃莊田，一萬五千份鹽引。 　　以上這些還是名義上合法的，除此以外，還有越來越猖獗的土地“投獻”。 　　想到此處，殿上群臣無人不是麵色沉重，徐光啟再也忍不住，手捧皇帝發下來的奏疏再度肅容開聲：“微臣贊同聖上之議，宗藩祿米、賜田之事勢不能緩，自食其力勢在必行，否則朝廷危矣，百姓危矣。唯請聖上如都察院之設置、如對稅監之監督一般，對出來做事之藩王子孫予以監督。” 　　徐光啟早已經意識到對宗藩的封賜是無法持續的，今日剛剛又見識到了王戰對稅監的都察體係的設置，思路開闊了許多，因此對於王戰的宗藩舉措也有了一些信心、有了一些期待。 　　“臣附議。宗藩祿米、賜田本已沉重，詭寄投獻更令朝廷所得日減，侵占民田則令百姓失去生計，心生憎恨。宗藩之事不解，國朝勢難維持，唯有如對稅監之監督一般，令其在都察之下自食其力，賜田之危乃解。”白須飄飄的袁可立贊同徐光啟。 　　袁可立至今已歷萬歷、泰昌、天啟三朝，對萬歷朝的宗藩之事多有了解，讀書做官之餘，對嘉靖朝諸多奏疏亦有研討，亦知宗藩之事遲早不可維持，今日親見皇帝諸般革鼎舉措，不免如徐光啟一般，對皇帝寄以希望，因而出班。 　　“嗯......” 　　王戰很欣慰，既欣慰於徐光啟、袁可立的出班直陳，更欣慰於袁可立所陳述情況之全麵。自己，終於有了一點點左膀右臂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