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晚唐五代時期，在政權交替中，產生了無數違背倫理綱常的事情，父子相殘，同室操戈都已成為家常便飯，沒人再想著去粉飾美化，皆習以為常。有人認賊作父，甚至有人願意為了權力利益去充當別人的兒子。 　　例如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引狼入室，認賊作父、賣國求榮，他用燕雲十六州換來自己的統治地位，不惜向契丹主耶律德光稱臣稱兒，甘當兒皇帝。 　　知遠曾說:“以金帛賂之，稱臣借兵可矣，但以父事之太過，許其土田更是大患。”這樣認父，認兒的行為在當時不勝枚舉，出現了許多令人不恥的三姓家奴，並且對待普通民眾的殘忍行為，也違背了儒家的“仁”。 　　再加上權臣朱溫受到幕僚的攛掇對晚唐進士的大清洗，將三十幾位大臣拋入黃河，一時之間文人人人自危，史稱“白馬之禍”。這些藩鎮權勢因為往常被文人世族強壓一頭，對文官的痛恨由來已久，在奪權後恨不得殺之而後快。 　　迫於生存，迫於時局有些文人拋棄了風骨放棄了名節加入官場開始自甘墮落，一些文人眼見仕途無望轉身沉溺溫柔鄉，夜夜笙歌，這便是五代文人集體墮落的開端。 　　唐代的文化鼎盛，文人心態的自信催生出了豪邁大氣的文學作品，文人們也在讀書上用功進取，期望考取功名建立一番自己的事業。 　　晚唐五代由於受到戰亂的影響，政治的黑暗，文學大大地受挫，文學廢墜，舉筆固文者寥寥無幾。文人的精神氣也逐漸喪失，豪邁與自信不再，連考取功名都不是因為誌存高遠，而是因為金錢與淫逸。 　　再也無人寫出李白這樣:“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詩句。為五鬥米折腰已經成為常態。後來的歐陽修再回顧這段歷史就發出過這樣的感慨：“自開平訖於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歐陽修他指出了生逢五代是士人的不幸，想讓士人保存其名覺的人太少了。 　　從當時的取士製度就能看出來，比起唐代的科舉五代的科舉顯得尤為簡單，因為當時的人對藝術已經沒有太多追求，對文章的造詣不高，但是對填空背誦反而精通，因此五代的科舉順應了當時文人能力的變換，注重填寫背誦的考試，而對寫詩歌放得很鬆。 　　可以看出五代的科舉對文人能力的要求一再變低，體現出了整個社會大環境的教育情況，五代的文人對文化藝術的漫不經心，導致整體文化水平的降低。 　　在當時的科舉中，走後門，行賄等令人不恥的行為也層出不窮，當時的朝廷也沒有多加管製，導致這樣違規的行為十分猖獗，在這一時期大多數文人徹底放棄了自己的堅持和氣節，做出不少歷朝歷代罕見的舉止。 　　例如公然行賄，倚仗權勢作弊走後門拿官位，底層人即使有不滿也無從申訴，朝廷已然自顧不暇，沒有什麼精力來管文官的事情。 　　北宋大學士歐陽修在《新唐書》裡麵也發出了：“五代士人鮮蹈禮義。”這樣的感慨，意思就是說五代時的文人並沒有幾個是遵守著常理的。 　　《貢舉部·謬濫》是這樣描述五代的科舉考試的“唐末五代，權臣執政，公然賄賂，科第差除，各有等差。故當時語雲:'及第不必讀書，做官何須事業。’” 　　大意是行賄走後門，已經成了公然的舉動，中舉也不需要讀書，做官也不需要再乾出一番事業。這反映了當時大環境的黑暗。 　　由於文人精氣神的丟失，其在物質生活方麵也變得十分“俗氣”，尤其是加入了官場的文人由於仕途有限，並沒有什麼野心。而在享樂這方麵玩出了屬於自己的花樣。 　　在五代動蕩的時代背景下，享樂之風盛行，曾經的精神支柱儒學的失墜，讓當時的文人找不到精神的寄托。詞為失意急於尋求寄托的儒家傳統文化道德規範下的文人士們開辟了另一條吐露真情的道路。 　　這種感情不同於以往修身治國齊家的高雅誌向，而是著眼於世俗生活以及個人私情的反映，尤其是西蜀的“花間詞”盡言“閨情和花柳”。 　　而閨情和花柳的來源地，便是縱情享樂之地——妓院。當時的文人留戀妓院，甚至在府中豢養歌妓伶人，招朋引伴，飲酒作樂，留下了不少的風流韻事。五代十國時期混世之風盛行，南唐名臣韓熙載眼見功名無望，家國破碎山河動蕩，心中失望。 　　開始了犬馬聲色的享樂生活，後房蓄妓多達四十餘人，一首《楊柳枝》看似描寫歌妓之情，卻似有自己內心淡淡的憂思：“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絕，留取尊前舊舞衣”。這樣的轉變，對文人來說既是無奈又是他們的最佳選擇，沉溺享樂是他們最後的避風港。 　　從這裡不難看出，當時的享樂之風已經極為盛行，士大夫在享樂這方麵已經毫無節製。南唐國主李煜則更不用說，在南唐國淪為北宋附屬之後他便徹底沉溺後宮聲色，飲酒作樂。 　　五代士大夫除了養妓女作樂之外，找書苑 www.zhaoshuyｕａn．ｃom 其物質生活也日漸糜爛，相較於五代普通百姓悲慘的生活，五代時期的文人士大夫則極盡享樂，後世的人甚至難以想象那樣的畫麵。 　　因為在正常的封建社會中，這些行為都是上不得臺麵的，哪怕是貪官汙吏例如和珅都隻能偷著樂，直到被嘉靖抄家才發現他富可敵國。 　　作為有儒家風骨的文人他們的轉變不是一時就形成的，五代文人的轉變受大環境影響很多。 　　社會的動蕩，朝不保夕的生活，以及藩鎮幕僚對大家世族的仇恨，都加速了五代文人的墮落。他們不再受重用，甚至屢受迫害，三綱五常在五代時期也支離破碎。並且山河飄搖，朝不保夕，他們眼見入仕無望便選擇及時行樂自我沉溺。 　　也有一部分文人主動拋棄了文人風骨，自甘墮落，攀附權貴。 　　而他們的轉變也造成了文學質量的斷崖式下跌，對中華文化帶了一定沖擊。但在這一時期的詞曲開始在煙花柳巷之地盛行，也為宋詞的誕生打下了基礎。 　　隨著歷史齒輪的轉動五代時期奢靡的生活，敗壞的綱常，隨著趙匡胤的黃曄加身，也漸漸消失，天下大定後最終文人還是回到了君臣之道的軌道上來。 　　在這一段黑暗的歷史時期，有的人經歷了黑暗，走向了光明的未來，有的繼續沉淪，有的在路上已經走了，也許是文人被壓抑太久了，太刻苦銘心了，宋朝對於武人的壓製到了變態的地步，宋朝的羸弱也就不足為奇了。 　　王樸這種對於平定亂世的機會是非常珍惜的，遇明主也是一種機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