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看人的眼光也的確是毒辣，王安石也確實有這個本事。但是趙旋個人認為歐陽修的滿腔熱情卻是錯付了。因為王安石心中想的是天下蒼生，詩詞文章隻是他的愛好而已。 　　據說王安石在殿試中本應是中狀元，實際卻是變成了第四名，沒進三甲。原因很簡單，王安石在文章中引用了《尚書.周書》中的“孺子其朋”四個字。 　　眾所周知，武王伐紂成功後兩年就死了，他十三歲的兒子姬誦繼位。當時周朝剛剛建立，由一個十三歲的孩子掌管天下是及其危險的。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此時已經被分為魯國的國君了，看到這種情況挺身而出，輔佐他的侄子執政。 　　姬誦既然是周公的侄子，年紀又小，所以周公叫他“孺子”沒有任何的問題。我們現在誇獎小孩子時也經常說孺子可教。可在“孺子其朋”這個詞裡的“孺子”是特指的周天子姬誦。 　　宋仁宗一看到王安石在文章裡用到“孺子其朋”就不高興了。王安石這個小年輕也敢稱天子為孺子嗎？，引用也不行啊。於是大筆一揮，就把王安石由第一名狀元，直接踢出三甲了。 　　好在第幾名王安石根本不在乎，高高興興的去揚州乾了一屆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從名字就能看出來這個職位就是一個辦事員，在這個崗位上王安石自然不可能有什麼大的作為。 　　王安石雖然不是三甲進士，可也屬於甲科進士，有權在地方上乾滿一屆之後申請報考館閣之職的。 　　宋朝的館閣之士可不是簡單的京官，而是出將入相的終南捷徑。可是王安石卻主動放棄了，去鄞縣（現浙江寧波）當了一個小小的知縣。 　　王安石在鄞縣上任時，當地正遭遇大旱，百姓生活苦不堪言，王安石用半個月的時間，走訪了鄞縣的十四個鄉，了解旱情，勘察水路。任職期間，疏浚河湖，興修水利，創辦學校，努力為百姓做實事。 　　王安石剛任鄞縣知縣時，寫有一篇《鄞縣經遊記》。文中是這麼寫的：慶歷七年十一月丁醜，餘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碶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謀作鬥門於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於瑞巖之開善院，遂宿。甲申，遊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新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堂，遂行，至東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莊。過五峰，行十裡許，復具舟以西，至小溪，以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普寧院。日下昃，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餘遂歸雲。 　　很難想象這是散文大家王安石所寫的遊記，這分明就是一篇考察水利的流水賬。從中也不難看出，王安石為官從不擾民，每夜都住在寺廟之中。所以趙旋認為王安石的主要精力並不在詩詞歌賦，而是在造福百姓身上。 　　據說王安石改革中有關的青苗法、農田水利法等諸多的法令，就是出自在鄞縣時的實踐。王安石在鄞縣期間曾經有一句詩寫道：“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與爭秋毫？”趙旋認為這也許就是王安石為官的初心——重視民生，不與民爭利！ 　　王安石離開鄞縣後再也沒有回來過，但是鄞縣人民卻沒有忘記他。在他活著的時候自發為他建了生祠。在王安石被誣陷為千古罪人，取消了配享孔廟的資格時，鄞縣百姓也不得不將王安石的牌位撤出了鄞縣孔廟。但是他們又在別處專門建立紀念王安石的祀廟，稱之為“實聖廟”。可見在百姓的心裡，誰是真正的聖人，他們自己最明白。 　　王安石在鄞縣時，還抽空去杭州拜見了一個人，那人就是被王安石稱為“一世之師”的範仲淹。 　　王安石的父親王益和範仲淹是同榜進士，那時候範仲淹主持的慶歷新政已經失敗了。之所以稱為“慶歷新政”而不是“慶歷變法”，因為範仲淹的改革政策隻是輕微的觸動了官僚富紳階層的利益，離變法還差的遠。 　　即便如此，官僚富紳階層反對就已經使得朝野大亂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範仲淹也承受不了整個朝野的打壓，不得不主動離京請求外任。實行了一年多一點的慶歷新政也就徹底失敗了。 　　據說臨別時，範仲淹整理了慶歷新政的資料送給了王安石，並親自把他送到大路上。也就是在這次見麵後，王安石在杭州寫了那句著名的“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兩年後範仲淹就病逝了，那次會麵是兩位改革家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麵。 　　鄞縣的任期滿了，他還是不報考館閣之職，被任命為舒州（今安徽安慶）通判。這還是一個副職，找書苑 www．zhaoｓhuyuan.coｍ 雖然可以監督知州，但是具體工作也隻能是協助知州工作。趙旋曾經見過一首王安石的詩，卻是查不出寫於何時，但是詩的最後兩句寫道：“病得一官隨太守，班春無助愧周任”。 　　周任是周朝的大夫，《論語·季氏》中寫道：“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意思是說，周朝大夫周任說過：“有才能就擔任那職位，沒有那個才能就別耽誤事了。所以王安石在詩中說“愧周任”，也許就是王安石當時心情的寫照吧。 　　在舒州的這三年，王安石基本沒有令人記憶深刻的詩詞。後人都喜歡看傷春悲秋的，誰去在意王安石憂國憂民的詩句呢，更何況還是激憤的沒有修飾的毫無美感的文字。 　　這期間王安石寫了《兼並》一詩，詩中寫道：“俗儒不知變，兼並可無摧。”直接就開罵說這幫平庸的儒士，居然認為土地兼並沒啥大不了的。又寫道：“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意思是說主管的官吏也搶奪農民的土地，老百姓越來越可憐。 　　王安石還在《發廩》中寫道：“大意苦未就，小官茍營營。三年佐荒州，市有棄餓嬰”、“崎嶇山穀間，百室無一盈。鄉豪已雲然，罷弱安可生。”在詩中，他直接把自己任職通判的舒州比喻成荒州了，感嘆不知道弱者們要如何的生存。 　　還是在舒州，王安石在《感事》中寫道：“豐年不飽食，水旱尚何有。”、“特愁吏之為，十室災八九。”、“況是交冬春，老弱就僵仆。”趙旋認為正是王安石看到了太多太多的苦難，所以才想變法來解救天下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