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洛陽皇城十二門，基本上沿用東漢舊城門，略作修葺，門名稱有些變化。曹魏時，唯改漢平城門為平昌門。 　　西晉時，東垣三門，由北向南依次為：建春門（漢上東門）、東陽門（漢中東門）、清明門（漢耗門）；南垣四門，由東向西依次為：開陽門、平昌門（漢平城門）、宣陽門、津陽門；西垣三門，由南向北依次為：廣陽門，西明門（漢雍門）、閶閹門（漢上西門）；北垣二門，西大夏門（漢夏門）、東廣莫門（漢穀門）。 　　城門有樓為兩層，每座城門有三條通道，中間為禦道，兩邊為平民百姓的走道，左入右出，不得相逢。禦道兩旁築土墻，高四尺，公卿百官可以走中間的禦道。十二座城門之外，都有橋橫跨陽渠水上。 　　陽渠水源出於幽穀，向東注入城西北角的陽渠，繞城至建春門外又合二為一，向東注入洛水。洛陽城以外的道路，青槐掩映，綠樹成蔭。 　　宣陽門為皇城正門，門外直南禦道東側有三雍建築，帝王效祀等重大活動多從此門出入。曹魏嘉平元年（249年），曹爽和齊王芳出宣城門拜謁明帝高平陵；司馬氏乘機發動兵變，把曹爽和齊王芳堵在城外，自己屯兵於宣陽門外的洛水浮橋，卡住了出入洛城的咽喉。 　　靈臺位於城南三裡，東約一裡是辟雍建築，曹魏正始二年（241年）、五年、六年，齊王芳初通《論語》、《尚書》和《禮記》等書，就先後在辟雍祭祀孔子並以顏淵配。 　　晉武帝泰始六年（270年）親臨辟雍，行饗酒之禮，賞賜太常博士、學土帛、牛、酒數量不等。 　　明堂位於靈臺東，西晉泰始二年（266年），修復明堂。太康十年（289年）10月，重建太廟（即明堂），遷神主於新廟。 　　魏文帝黃初五年（224年）夏4月，復立太學，置博士，依照漢製設《五經》課試之法。正始年間，立篆、隸、古文三字石經於太學前，又刊刻魏文帝《典論》等六碑於太學，時太學生達千人之多。 　　按照封建社會的規矩，外將是不能輕易進入都城的，正元元年（254年）9月，齊王芳調遣鎮守許昌的大將司馬昭西擊薑維。昭率大軍到達洛陽，停在城西平樂觀。 　　齊王芳出閶閹門至平樂觀檢閱軍隊，左右力勸齊王芳乖機射殺司馬昭，迫使司馬師交出兵權，以剪除危及朝廷的後患。由於齊王芳猶疑不決，致使司馬昭在沒有任何阻力的情況下順利進城。 　　廣陽門外還有射雉觀和射雉臺、鬥雞觀和鬥雞臺、修齡觀，其西南有一小城，城內有廚琪壘和試弩坍，都是供皇室貴族取樂的地方。 　　東垣是城防的重地，建春門西對北宮，是宮門東出的要道，關係著北宮的安危，地位十分重要。門東數裡有七裡澗，有澗上石橋，又名旅人橋，亦稱七裡橋。泰始十年（274年）冬興建，是我們最早的石拱橋。這座單跨半圓形拱橋，橋柱下圓上方，可通水，便於大舫船通行。 　　為了加強東城的防衛地位，東陽門內北麵有將軍府。將軍府中有左右前後四軍，左將軍設置始於魏明帝，西晉沿襲不改。晉武帝初年置前軍、右軍，泰始八年（272年）增設後軍，時滿四軍。五營校尉府也置於此，五營校尉是指屯騎、步兵、越騎、長水、射聲等校尉，沿襲東漢製度。 　　將軍府北為步廣裡，步廣裡北為太倉。太倉是皇家的禦用倉庫，襲東漢太倉舊址，晉武帝鹹寧二年（276年）9月，由杜預督建而成。太倉通過建春門與城外常滿倉遙遙相對，是晉朝皇需物資的供應地。此外，杜預還修建了常平倉，發明了“人排”以代替“馬排”，還建議於孟津修建了富平橋，開人類史上黃河橋之先例，杜預因善於發明創造，時人稱他“杜武庫”。 　　太倉以西為武庫，承漢而來，晉惠帝元康五年（295年）冬10月，武庫發生火災，司空張華恐趙王倫和孫秀借機發動兵變，采取了先戒嚴後救火的措施，因動作遲緩，致使自古以來武庫所藏的歷代寶物，如漢高祖斬白蛇之劍、王莽頭、孔子木屣等全被焚毀，還有可供二百萬人使用的軍事器械也蕩然無存。同年12月丙戍日惠帝下詔重建武庫，並從全國各地調拔武器以充實庫存。 　　武庫東為太倉，西薄皇宮，北連太子東宮，所以歷史上許多重大事件都與武庫有關。司馬懿當年與曹爽爭鬥時，就是先占領武庫，然後派兵出宣城門，據洛水浮橋斷曹爽歸路，而置曹爽於死地。 　　西晉末年，王彌、劉曜、石勒攻破洛陽，曾駐軍建春門，扼守這個軍事要地。 　　皇城東麵鱗次櫛比的樓觀和達官貴人的宅院空前豪華，當年司馬懿的住宅就坐落在這裡，稱為永安裡。 　　宮城坐落偏北，城南多是官衙公署，為鞏固宮城的城防，保障帝王的安全，魏明帝在宮城西邊修建金墉城；西晉實，又在宮城與皇城之間加築城墻，無疑使皇宮增加了一道屏障。 　　宮城城墻以西是風景區，環境幽雅，樓觀並列，碧池泛波，是遊樂和陶冶性情的最佳去處。 　　自北麵甫的樓觀有萬年觀、百尺樓、高樂觀、見親觀、清覽觀、東汜觀、慶雲樓、儀司樓、將軍府、修齡觀、總章觀、閬風觀、廣望觀、宣曲觀、元覽觀、隱商觀和淩雲觀。諸觀高約十六丈，均以雲母裝飾，在陽光照耀下，熠熠發光，光彩誘人。 　　其中見親觀有高閣九間；高樂觀南行至清覽觀有高閣六十四間；元覽觀南行至隱商觀有高閣五十五間。 　　總章觀是魏明帝青龍三年（235年）所建，高十餘丈，由八方才人和六宮女尚書居住。相傳，舜有總章之訪，總章即明堂之地。 　　總章觀內有儀風樓，觀南有翔鳳樓和慶雲樓。 　　淩雲觀西有金市，為黃金兌換市場，金市北對洛陽壘，洛陽壘原為洛陽小城，永嘉之亂，改建為壘，實際上起防禦工事的作用。 　　諸觀之間皆以復道相通，足見其規模之宏偉壯闊。觀樓之西，水池並列，有綠池、靈池、幽泉池、除流池、蒙汜池、鶴鳴池、靈芝池、流林池和都亭池等。 　　與臺觀樓閣、青山綠水相映的是金墉城，它南鄰洛陽壘，位於皇城西北角，該城始於魏明帝，東北南三麵有門，東含春門，北遙門，南庫恩乾光門。 　　西城墻上自南向北有六個觀，縱向排隊。五十步設一睥睨，以供瞭望，百步設一樓櫓，以便防衛；屋臺上置一大鐘，以和漏鼓。 　　城墻外西北角有廣榭，是炎夏季節避暑之地。 　　城西有綠水池，城南垣上有西樓和東觀；城內乾光門與退門的中軸線上有崇天堂和相互毗連的兩個光極殿；中軸線以東有百尺樓，以西有昌都觀。 　　金墉城始建於曹魏，歷經西晉、十六國、北魏、北周、隋、唐等朝代，與朝代的興廢關係極為密切。 　　魏明帝修建金墉城，目的在於加強防範，既是用兵，又是禁錮重要人物的地方。 　　宮城以南有冰室、淩雲臺、鳳凰樓、將軍府和崇文觀。崇文觀和城西的總章觀都是皇家弘揚文學所建。淩雲臺是魏文帝黃初二年（221）年所建，造型藝術頗具特色，就連所用木材輕重，都要事先過秤，臺總高二十八丈、上壁方十三丈，高九丈，樓方四丈，高五丈，梁距地十三點五七丈，因其結構精巧，可以隨風搖曳。淩雲臺上有明光殿，高八尺，累墻作道，通至臺上，登臺可盡觀城中景物，南望少室山，可極山嶽之秀美。明帝時準備登臺，見其左右搖晃，害怕傾倒，就用大木扶持，樓隨即塌地，時人疑為建造者別居匠心所致。 　　魏晉統治者為建築洛陽城，煞費苦心，但終究不過是在洛水岸邊多添加一堆殘磚爛瓦而已。 　　東漢洛陽都城為南北縱長方形，整個城圈接近14公裡，大致合漢晉時期的30裡，符合文獻中洛陽城南北九裡、東西六裡的記載，即俗稱的“九六城”。城址設十二座城門，城內主要有南、北兩座宮城，宮殿有卻非殿、前殿、崇德殿、德陽殿等。這種以南北二宮對峙的宮城布局形製，在漢代以前就已形成規模。城內有24條街道，東北還有太倉、武庫，西側有金市，在南郊有規模宏大的太學、明堂、辟雍和靈臺等禮製建築。城西，則有佛教沿絲綢之路東傳中國內地後創立的第一座寺院——白馬寺。東漢末年，洛陽城毀於董卓之亂。 　　曹魏和西晉繼續沿用東漢城池，城門位置和數量沒有變化，但名稱多有改變。曹魏新修的單一宮城——洛陽宮是在漢代北宮基礎上營造，而且宮前出現了都城的軸線大街銅駝街，宮城正門改曰閶闔門、正殿改稱太極殿。另在都城西北角新建了金墉城。曹魏時期宮城“建中立極”和宮前出現軸線大街這種都城格局，改變了以往“前朝後市”的都城形製，在中國古代都城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而銅駝大街及銅駝的出現，則顯然是絲綢之路東西方文化與商貿交流的重要象征，顯示了商貿經濟在當時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與影響。西晉末年“八王之亂”和“五胡亂華”，洛陽城又一次焚毀。 　　北魏遷都洛陽城依魏晉洛陽城而修復、擴建，除西城墻北段新辟一座承明門，城門達到13座，基本沿用了魏晉以來的都城布局和宮城形製。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年)增修外郭城，置320多個裡坊及大市、小市、四通市等商業區，使該城規模達到“東西二十裡，南北十五裡”，東漢和魏晉洛陽城變成了內城。北魏時期形成的宮城、內城和外郭城三重城圈是中國古代都城的首創，不僅是當時帝王政治軍事統治的需要，找書苑 www.zhaｏshuyｕan.coｍ也是為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和商貿活動繁榮而出現的城市功能轉變，這種變化對後代都城的發展影響也極為深遠，之後的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以及東亞各國的都城，顯然都受到它的影響。 　　東漢時期佛教沿著絲綢之路傳入都城洛陽，北魏建都洛陽以後佛教又進入到一個發展高潮時期，不僅創造了極為輝煌的佛教石窟藝術，而且佛教寺塔建築也進入到一個重要的發展時期。在漢魏洛陽故城遺址發現的北魏永寧寺塔基遺址，其高大的九層木塔就是佛教建築發展到空前未有的一個經典之作，在中國古代佛教發展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建築史上都具有極高的地位。 　　絲綢之路自西漢開創以來，東漢時期又得以開通與恢復，這使得中原地區與周邊異域的文化和商貿交流活動得到保證，促使當時的社會生產力得到快速恢復，經濟活動繁榮發展。到了北魏都洛時期，這種文化和商貿交流更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階段。如北魏洛陽城除了西郭城內有大市、東郭城內有小市等市肆作坊區，在城南還建有安置周邊異域人員居住的裡坊和居所——四夷裡和四夷館，以及他們從事商貿活動的場所——四通市。其中從絲路西來的胡商最為活躍，“自蔥嶺以西，至於大秦，……樂中國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天下難得之貨，鹹悉在焉”。這些顯然是洛陽成為絲綢之路東端最重要的國際性商貿大都市的必要條件，也是絲綢之路繁榮發展和東西方商貿經濟活動日趨活躍的具體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