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常洛沒想到黃克瓚會跳出來反對，但既是議事，就應該充分聽取各方意見。“黃卿，這是為何？” 　　“聖上所言，無非競爭擇優。然而爭贏的一方不一定就是優秀的人才，反而鬥爭本身會導致地方衙門無心政事。”黃克瓚已經在不是影射了，他就差指著在場各黨骨乾的鼻子罵了。 　　這番話已經在黃克瓚心裡鬱積很久，但他不敢說。萬歷時，沉溺酒色的皇帝不會聽臣下的直諫，他直斥黨爭非但不會有用，反而會引火燒身。因為朱翊鈞就是想讓外廷爭，最好爭個你死我活，然後他再以仲裁者的身份站出來，維持他認為的平衡，同時也讓臣子閉嘴。 　　可新君不一樣，新君二桃“殺”三士，用鄭氏移宮案和薩爾滸案，將東林黨、齊楚浙以及司禮監全部攪到一起。可最後的結果是什麼呢？崔文升從鄭氏的狗變成了新君的狗，把就差最後一道程序的“薦官疏”打了回去，而且沒有任何人遭到罷黜。 　　這場鬥爭的所有參與方都有問題，所以他們不敢理直氣壯地彈劾其他人。唯一能夠也敢於揪著這些問題大肆攻擊的楊漣事後什麼話也沒說，最後居然被調離京師去遼東當禦史了。 　　新君也是在做仲裁者，不過他想仲裁的不是哪個黨派，而是整個帝國。有些事情錯了就是錯了。 　　“繼續說。”除了司禮監的兩位大太監和戶部尚書李汝華，在場所有官員的臉色都很難看，不過朱常洛卻樂見其成。如果他說的話是錯的，下麵的臣子卻噤若寒蟬、一言不發，那才是國家的災難。 　　“聖上，如果臣是新科進士。十年寒窗，終得朝廷授官，但到任之後發現有人擋在臣前麵，那臣肯定想方設法地給他惹麻煩，讓他滾蛋。” 　　“如果臣是代理官員。朝廷直接安排新任主官取代臣，自然沒有任何問題，但新科進士若是與臣平級，隻是有取代臣的可能性，那麼臣肯定會想盡一切辦法戴穩頭上的烏紗。” 　　“代理官員與新科進士之間的爭鬥絕對不會是良性的，因為二者的矛盾不可調和。無論最終的鬥爭結果怎樣，一定會搞得衙門烏煙瘴氣，最終受害的還是治下的百姓啊。”黃克瓚向朱常洛躬身行禮，“望聖上三思。” 　　“黃愛卿所言甚是，是朕考慮失當。”朱常洛點頭應是。“那先令各地官員遞補主官，並在春闈前後校考，優者留任，中者退回原職，劣者罷官。校考完畢之後，即令新科進士到地補缺。卿等以為如何？” 　　“皇上聖明！”周嘉謨原本還再爭取一下，但他被韓爌拉住了。 　　朱常洛點點頭，然後對禮部右侍郎孫如遊說說道：“孫侍郎，明年的春闈，朕想在進士科外新加一科。” 　　“加一科？”孫如遊目瞪口呆。 　　科舉製度起源於隋朝，它以“投牒自進”為主要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古門閥社會以門第出身而論（征辟製、察舉製、九品中正製）的特權局麵。 　　但隋朝僅僅隻是科舉的起源，此時科舉製還在草創階段，沒有形成製度，各方麵規定很不完善，但倒也基本確立了讀書、應考、授官的基本框架。 　　唐朝繼承並發展了科舉製，並將科舉分常科和製科。所謂常科，就是每隔一個定期舉行的科考，比如到明代時，常科為三年一次。而由皇帝下詔臨時舉行的科舉就是製科了。 　　唐時，科舉一共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科目。其中最常舉行的是明經、進士兩科。考試方法為帖經、墨義、口試、策問、詩賦等。 　　至宋，進士科地位提升，科舉的科考內容就變了進士科和其他科（明法、明經、......）。 　　到元，科考製度幾度廢用，暫時衰落。 　　元亡明立後，科舉恢復，但僅設進士一科。而且考試的內容非常固定，僅限於儒家經典，必須以四書五經的文句為題目，以程朱理學為參考。同時，隻能用八股文答題。 　　從明朝中葉成化年間開始，朝廷正式確定八股取士。 　　八股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等固定段落組成，不得自行發揮，不能旁征博引、譬喻聯翩，也不可有其它任何越界之處。甚至即使在經典之內，還有犯上、犯下的禁忌。 　　八股取士自有其千般不好，但它的存在還是有現實意義的。答題格式和考試內容的限定，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考官的主觀因素對考試結果的影響，讓考試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更加公平、更加客觀。 　　比如，要是允許自由發揮，那不同的考生必然在文風上有所不同。這樣一來，考官就可以通過文風來判斷，某張卷子是不是給他打過招呼的那個人的卷子。 　　“對，朕要你加一科。”朱常洛重復了一遍。 　　“陛下，這恐怕不妥吧。”孫如遊本能地抗拒，但他的理由還是非常充分的：“驟然加科勢必增改考試內容，有違祖製啊。”在孫如遊看來，祖製就是穩定的象征。 　　終於還是撞上祖製這堵墻了。朱常洛在心裡慨嘆道：但這堵墻已經不再是保護而是桎梏了，必須被摧毀！ 　　“加科沒有違背祖製，而是在祖製之上進行延伸。朕又沒說取消進士科。”朱常洛一開始就準備循序漸進。“這樣，禮部去擬一個章程，明年春闈仍以進士科為主科，主科一切不改。但增加數學科為副科，無論會試中與不中，皆可參考數學科。數學科不影響功名，不影響任官，這總行了吧？” 　　“考而無用，那數學科有什麼意義呢？”孫如遊心想。 　　朱常洛本來想說，數學乃是萬學之父，但在儒生心裡，萬學之父有且隻有一個，那就是孔孟之道。於是他改口道：“朕隻是想在大明未來的父母官心裡埋一顆種子。數學乃工造、天文、會計之本。如果官員不習數學，看不懂賬冊、文書，又怎麼知道轄地有多少人口，有多少耕田，該征多少稅賦呢？” 　　“不知道這些基本的數字，到地赴任的官員還得求著知道這些數字但不懂孔孟之學的小吏，找書苑ｗww.zhaoshuyuan.ｃom 這豈非本末倒置，有辱斯文嗎？”朱常洛換到儒家及地方官的角度繼續說。 　　古代為了削減行政成本，實行“官、吏分流”的雙軌製度。 　　官員入流有編製，吃皇糧有品級，納入朝廷科層序列。吏不入流，一般是各衙門自己供養，做基礎文書和繁雜的行政工作，不參與決策。 　　同時，明朝為了防止官員在地方結成自己的勢力，嚴格實行“北人官南、南人官北”的籍貫回避製度，以及三年一屆、最多三屆的任期製度。而對於吏，朝廷卻無此要求。 　　因此小吏一般情況都是由當地人擔任，甚至有可能是家傳。這就形成了流官、土吏這樣畸形的地方治理形式。朝廷改土歸流，最後卻弄出了一個細碎但龐大的“世襲”吏員群體。 　　再加上，科舉隻考孔孟、程朱等道德之學。官員到任之前，除了滿腔熱忱以外什麼都沒有，什麼都不會。 　　最終的結果，便是形成了高官受製於小吏，小吏拿捏高官的局麵。當然，官員可以將吏員辭退，但吏員一旦把祖傳的賬冊帶走，堂堂的青天大老爺立刻就會被架空，到時候官員還得恭恭敬敬地給他們請回來。 　　但孫如遊沒有當過基層地方官。 　　“恕臣難以從命，八股取士乃太祖所定之法，孔孟學說乃君子立身之本。安能違改？” 　　“你......你說的有道理，就先這樣吧。”朱常洛被氣笑了，但他沒有再勸，反而是和眾臣討論泰昌元年恩科的具體事由，就好像他真的被說服了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