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朝大學者尼可·維斯康提除去書齋的主人這一個身份外，人人都知道他是菲利克斯長老最忠實的支持者。 　　哪怕是學術泰鬥，也是從最初的學徒開始的，何況尼可·維斯康提並不是家族出身，他是格萊泰地區選舉的議員，在那個聚集著大量隱士、哲人和數論學派的地區，他們並不歡迎帝國的政務乾涉他們對於真理的追求與解讀。 　　而尼可·維斯康提被推舉出來僅僅隻是因為他作為虔誠者受到了色諾芬的賞識，他作為格萊泰地區的話事人讓他前去參議事務。 　　事實上尼可的虔誠來自於他對知識的追求和渴望，甚至可以稱之貪婪。 　　他與學派格格不入，他的言論中充斥著“學論至上”的偏激思想，他從不去理會別人的評價，你可以肆無忌憚地侮辱他的為人處世，甚至是他的血統。 　　但書籍與思想是他的底線。 　　就這樣，他踏上了前往王都的旅途。 　　他沒有一點議員的樣子，他抵達王都時，公民大會即將召開，他就拖著破爛的長袍踱入了由大理石廊柱和拱門搭建而成的公民大會——埃迪卡拉王國時代的通神大劇場。他麵帶威嚴，但又麵帶柔和的看向所有的人，仿佛一位古代的傳教士。 　　所有議員和隨聽貴族都見到了一個奇異的景象：一個年輕人站在光潔的大理石拱門下，他衣衫襤褸，但從容不迫；他的容貌稚嫩，但雙眼卻深刻；他連象征地區議員身份的胸針也沒有佩戴，但散發的氣魄卻好似頭戴桂冠的眾參議員。 　　那時的文會議員代表恰是菲利克斯長老，他對這個少年的印象很深刻，依隨行文書拉法爾·卡瑪利拉的話來說就是：“凝視。” 　　他所發言的議題是針對學術和哲思的變革，場上還有一個人因此認識到了他，他就是約瑟夫·卡利波斯。 　　約瑟夫·卡利波斯出身卡利波斯家族，他是古典主義的代表，深受他的祖父安斯多夫·卡利波斯影響，因此不可避免地帶有幾分田園牧歌時代的習氣。 　　他不是一個吹毛求疵的人，但對道德準則與價值教條有著幾近苛刻的要求，正因為他背負著名為“崇高”的巨石生活，所以他有足夠的底氣去以此要求別人，他可以說是一個衛道士，一個擁有集扭曲、古板、束縛、理想、崇高、博愛於一體的思想的人。 　　對於這種人，恩德·卡文迪許為他提供了一個十分合適的職務——風紀官，他完成得十分出色，單看政績而言，他完全可以擔任建國以來第二年輕的督司，但安斯多夫禁止了對他的提拔，而是命令他進入本屆公民大會，直到真正明白法律的意義為止。 　　探求“法律”的意義，對於一個少年而言確實困難，但比起成為教令院的權力階層，製衡各級學術沖突來說簡直容易的沒邊了。 　　如此，兩個人就這麼碰到了一起。 　　非得說差異的話，那就是尼可·維斯康提代表的是古哲學；而約瑟夫·卡利波斯代表的是古正義。兩人同為古典文化的信奉者，不過從出發點來講這已經算很大的差異了。 　　當然這兩人之後的關係還有一位推動者——菲利克斯長老。 　　公民大會作為下議院的實際性權力機構，一期會議召開三年，共分三期公民會議，每期又是持續三個星期，所以地區代表一般會準備下榻的地方，而格萊泰地區是一個例外。 　　格萊泰地區並不是埃迪卡拉王國的本有領地，曾是一個舊有公國，他們有自己獨有的政治係統、思維信仰和生產方式。他們以智識之神“以諾”為信仰，以學派劃分為生產部門，共同組成了海島政治體係，因為“帝國內湖”的地理原因，他們又將不同的學術理論共同整合為聯盟，由不同的論派輪流擔任決策方，形成了自由民主政治。但他們有著共同的《放逐法》去維護學術影響力。在多年以來，格萊泰不斷被征服，但他們從未被同化過，他們不反抗，但堅韌，所以反而成了歷史的笑傲者。埃迪卡拉王國正是以“學術自由”和“地區自治”為條件說服他們加入了議會體係，成為了國都的領土。 　　正是因為這一層原因，歷代格萊泰地區的代表都顯得格格不入。 　　而菲利克斯長老所做的，隻是邀請他在第一次會議期間暫居書齋。 　　所謂“書齋”者，是卡瑪利拉家族的名譽治理下的學術機構。它的主要組成是學士們，他們以至書塔為工作地點，去發展完善新生的思想理論和為王都提供不同的數字資料與預測分析。“學士”是書齋的中堅力量，是“學者”中已經可以提出觀點並論述的高級人才。書齋注重理論，實際領袖“大學者”是博文廣知的象征，代表人本位思想，帶領書齋人員出席大型場合，是鞏固王權的思想基礎。 　　所以在自由的言論環境和富裕的藏書的吸引下，當菲利克斯長老決定舉薦他加入“書齋”擔任學士時，他當然沒理由拒絕。 　　這個消息在格萊泰引起了相當大的反響，“三相批判”色諾芬對此表示支持，認為這代表哲學論派開始為王庭的老爺們接受，也有在新生階級中傳播的趨勢，他還說出了那句“唯有知識附上色彩，敬畏才是進步最好的理由。”；但“階梯”潘洛斯(Penrose)認為這是學術主義向統治主義的低頭，這將會導致哲論成為權力的附屬品，學者隻是淪為更高級的弄臣而已；至於尼可本人，出於對學術的尊重，他堅持從學者開始研習。 　　先說他這一選擇的結果。 　　年邁的“三相批判”色諾芬沒有獨裁四大學派（即“三相批判”色諾芬率領的“純粹人理”、“階梯”潘洛斯率領的“偱輪”、“獨論者”必達克斯率領的“萬物本位”和“囚徒”休穆率領的“質疑”）的能力或想法，所以在他死後，最為年長的必達克斯繼任，他的繼任對虛無論派造成了沖擊，大量的虛無主義學者在尼可·維斯康提（那時他的職務是管理學者的賢者）的號召下加入了書齋。 　　這一行為的直接後果是古典理性學派與大陸傳統學派開始交融，形成了書齋現行的“學術”教旨。 　　而正因如此，尼可的威望達到了頂峰，在舊任大學者死後，聲望最高的希波克勒托斯主動退出了新任選舉，尼可便毋庸置疑地成為了新任大學者，諾阿十一年，時年三十二歲的尼可·維斯康提成為了第57任格萊泰出身的大學者。 　　至於格萊泰，身為傳統教派的聖地，它仍然保持著它的高傲與權威。 　　再說他與約瑟夫·卡利波斯的關係。 　　尼可的經歷是他把握機會、當機立斷的結果；而約瑟夫的經歷便是理所當然。 　　約瑟夫·卡利波斯完成了風紀官、督司、至彌司的身份三連跳，成為了教令院的統治階級。 　　二者雖然出身不同，但一起研學、一起進步、一起位極人臣的經歷讓二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用“聞雞起舞”一詞來形容二者關係比較合適。 　　就這樣，教令院的約瑟夫·卡利波斯、書齋的尼可·維斯康提、天頂院的菲利克斯長老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共同推進帝國的統治發展。 　　但是隻是這樣的話，他們便不會成為王都舉足輕重的力量，而隻應是一群無關緊要的學者而已。 　　諾阿十九年，老皇帝駕崩，“紫荊花”安塞提福公爵入都諫言，拿下兩座一級城邦以穩固局勢，在這場變動中，下議院處於癱瘓狀態，而八大臣則是皆有推脫的借口，貴族豪門又如驚弓之鳥，於是朝廷文官集團便隻留下了天頂院及其下的“書齋”和“教令院”。當朝典儀官協同學者行使了緊急立法權，在至彌司審核後頒行了《學論法典》，風紀官獲得了治理與學術相關案件的最終執行權，打破了風紀官權力束縛在教令院內的壁壘，讓書齋學者有了解釋法律的權利，並且“為了避免在地區代表缺席時下議院癱瘓的問題”，又分設了與地區代表權力對等的“文令議員（書齋選拔）”和“軍政議員（將軍任命）”。 　　這個行為破壞了王室對思想文化機構權力長達五千年的束縛，讓思想帶上了權力的色彩，約束了教會在思想上的領導地位和貴族對文本的破壞與曲解。 　　更為嚴重的是，此舉讓書齋和教令院成為了橋梁，外邦的言論和思想匯聚到下議院，又經由文令議員進入了王都圈。 　　這是誰都無法容忍的——帝國的統治機構不容置疑，天啟二年（攝政二年）頒行《學令法》，命令教令院加強對言論導向的管控和整治，但這變相肯定了《學論法典》對這兩大機構權力的擴大，這是在六年內發生的全部事情。 　　下議院的參議員組成了聯合院閣反對地區議員和文令議員的結盟，但在時任參議員克若爾·芮內思和時任領主老薩佐諾·阿利吉耶裡聯合製止下還是解散了，並在天啟元年（攝政一年）由克若爾擔任了下議院代表。 　　本就臃腫的行政機構遭受這一次沖擊（即安塞提福公爵諫政）和隨後的餘波後開始逐漸瓦解，規律司緊急做出了多項規劃，政控府頒行了《議政章程》《司典令》《教法令案》等大量的臨時律法，找書苑www.zhaoshuyuaｎ.coｍ 甚至連國綱《法典》都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擴充。 　　反倒是貴族藝術呈現出了春天，雷歐克庇斯大劇院和楓丹白露大劇院重新開始運轉，時隔五十年，卡瑪利拉家族出版的戲劇排本又開始售罄，《理查三世》和《威尼斯》是最受歡迎的戲劇，商人和地方貴族以戲劇鑒賞作為身份的象征；各大莊園又開始舉辦宴會，最著名的便是“夜燈”；文學沙龍又開始復興，那裡的常客多是老派貴族和太太們；小姐們之間流行著詩歌創作；禦用詩人也開始出席宴會。 　　嗯，當然，也有一些弊端，比如“聖克萊門汀大巡禮”期間爆發的宗教沖突，這使得溫和的教皇恩達爾勃然大怒，召開了“宗教大審判”，這一切以全國上下供上“贖罪捐稅”而告終，對於捐稅，農民反而是最沒有意見的，因為隨後恩達爾便下令將地區捐稅撥去修葺教堂和各地公學，而農民們都從教會手中領到了“聖糧（即教會存糧）”。 　　最為惡劣的是“阿裡斯托芬”事件，這件事情使得公民大會重新動用起了本為虛職的公民衛隊，王都守備軍也重新開始了訓練，大量的軍士被吸納入了王上的隨行軍隊，可以說是變相加強了王庭的軍事力量。 　　但這一切之下，是書齋和教令院開始脫離王庭附庸，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的表現。 　　直至攝政五年“楓丹白露”事件發生時，天頂院權利達到鼎盛。 　　當這一切發生時，它便愈發應了色諾芬所說的“敬畏才是進步最好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