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認哈瓦那作為試驗點後，阿方索就把注意力轉移到對國內慈善機構的整頓，因為這攸關到社會問題。如果一個首都和城市的流浪者太多，他們很容易成為暴動的土壤。法國因為糧食問題而出現的流浪者數都數不清，最後在巴士底獄那天被玩死。此外，西班牙還需要瓦解農村土地的舊土地製度，都需要阿方索提前做好準備。 　　18世紀的最後幾十年中，流浪者這乞丐是歐洲各國普遍麵對的問題。西班牙在18世紀人口增長由負轉正，然而西班牙的農民沒有足夠的土地和收入來保障在歉收後還能有足夠的食物，這也讓“不穩定”和“貧困”成為農民生活的同義詞。 　　西班牙的天主教區會要求牧師每隔一段時間報告本教區的貧困人群的信息，並借由那比較富裕的人民的捐款，從而達到救濟的目的，因為過去的人們相信貧窮是福，通過慈善能夠得到救贖。 　　隻不過在啟蒙時代，傳統的宗教觀念在衰退，即使是在西班牙這樣一個保守的國家，富人的捐款就完全無法和那些美洲同行相比。人們開始更多開始從世俗方向去思考，一些的進步的作者批評宗教慈善機構的“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處理方式，指責社會出現的職業乞丐，就是那些宗教機構不加區分的傳統慈善活動造成的，培養了那些四肢健全的人的惡習和懶散。官員則是指責宗教慈善機構無法起到阻止社會犯罪和乞討擴散的作用，對社會治安造成破壞，救濟院就是潛在的監獄，裡麵都潛在的犯罪者。 　　卡洛斯三世的政府意識到，流浪者和乞丐問題不僅僅是道德問題，而是社會經濟問題。政府從18世紀中葉開始，著手扶貧計劃，貧民習藝所是改革方向，以提供工作技能的方式取代直接救濟。 　　不過這份改革收效甚微，公共福利政策提供的資金實在是有限，加上人們保守的思想，更願意傳統的教會收容所和救濟方式。 　　為此，阿方索決定以法律的形式取代政府的行政命令，強製先將西班牙的慈善體係的框架先搭建起來，然而在往裡麵充實東西。 　　首先就是確定《濟貧法》的三大原則“必須讓窮人有工作”；“救助弱勢群體”；“糾正懶散行為”。這些方麵，戶外救濟（直接提供醫療，租金補助金和生活必需品）被命令隻在弱勢群體使用。四肢健全的健康人統一采取製度一種救濟方式------收容到習藝所去。規劃濟貧院的學習和懲罰的職能，盡一切可能擺脫貧困。 　　第二，就是錢的問題，曼裡諾首相決定仿照英國，在全國以各市的教區為單位，授權教區征收不收入國庫的單一本地稅“濟貧稅”，征收負責人是神職人員，稅收由教區牧師和當地政府官員組成的濟貧委員會管理，同時的各教區慈善方麵的捐款被要求指定在西班牙中央銀行開賬戶。 　　第三，救濟責任人。廢除所有私人的救濟行為，西班牙救濟事業統一由教會負責，中央政府組成三人委員會監督救濟的執行情況，地方則是有明年市議會監督。但是教會必須遵守濟貧法，教會所有收容所必須全部轉型，所有不合法的教會收容所，政府有權對其責任人進行懲罰。 　　這樣的法律，對於一些世俗主義者是有些抵觸，因為這樣一樣，在卡洛斯三世時期建立的聖弗爾南多國家收容所就要被轉移到教會手中。政府乾預救濟，可以看作是世俗權力的在社會上衍生，而濟貧法卻讓它拱手讓人。 　　被選為三人委員會之一的內政大臣霍韋利亞.諾斯就希望政府部分接管公共管理的救濟事業，將傳統慈善轉變為國家公共救濟體係，目前各國裡，隻有法國做到了，要知道縱使是英國也沒有做到。 　　“有些東西，不能太過理想。”阿方索搖了搖頭，拿出一些資料，“你看看法國的情況。法國革命之後，舊有的傳統宗教慈善機構被取消，甚至一些帶有宗教性質慈善團體也被解散。教區本身救濟流浪者的職能因為教會財產的剝奪，教會和政府沖突，而無以為繼。社會的捐款，因為革命思潮和舊思想的沖突，而銳減。法國人雖然明麵上宣布自己成立了一個叫做乞討問題委員會，但是他們實際什麼也做不了，表麵的一些的救濟項目的一些工程雇傭，因為資金的原因無以為繼，而法國有多少乞丐和流浪者，能導致革命的社會的沖突，恐怕數量是西班牙的倍數吧！” 　　阿方索一直很關注法國，所以法國境內的發生的事情會通過已知的管道送到阿方索的桌上。找書苑 www.zhaosｈuyuａn．com 比如法國旺代省，九成的教區教士拒絕宣誓憲法；阿維尼翁一些反對並入法國的人以私刑處死了市長。像這些法國社會的一些基本情況，都是公開，隻要派人去關注一下，就能得到信息。巴黎流浪者依舊隨處可見，他們靠著法國革命之後巴黎政府巴伊市長發的救助金度日，要知道法國全國能發救助金的城市，寥寥無幾。而這隻不過是權宜之計，但是他們竟然搞了一年之久，流浪漢還在那裡，數量反而在增加，而且他們還成為雅各賓俱樂部的支持者，立憲派真的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可是即使如此，我們也不需要把事情大部分都交給教會來做吧，政府反而退到二線。”霍韋利亞.諾斯明白光靠國家支撐公共慈善是完全不行的，畢竟西班牙的錢袋子有限，所以他才主張部分乾預。 　　“有時候，神職人員出麵，比起政府的稅吏更加有用。窮人和流浪漢更願意相信那些陪伴他們的牧師，而不是政府的文官人員。而且相比於於私人慈善的分散，教會更容易受到政府控製和影響，教會分布在西班牙各地的收容所，我們可不能浪費。”阿方索說出了理由，表麵上維持了教會在公共慈善事業的主導，但是他們已經失去了自由性，這是目前最適合西班牙的方式。 　　阿方索想起了10月，自己和格利格奧樞機的見麵，就西班牙慈善的內部問題進行交流。他願意給予教會在濟貧院的權威性，但是他們也要為自己做事。 　　11月30日，《濟貧法》被送到了布恩麗池議會，在一片掌聲中快速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