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世界上，有兩樣東西值得我們仰望終生:一是我們頭頂上璀璨的星空，二是人們心中高尚的道德律。——康德 　　首次會見後，我開始著手準備取保候審申請的法律文件，爭取以可以盡早的向辦案機關提交。在忙活了將近一個通宵後，我把取保候審申請書和他們小區群眾的請願書書交給辦案人員。但辦案人員接收材料的時候，也如實告知了案件目前的取保的可能性不大，分局研究後，還是決定報請檢察院批準逮捕，分局法製科已經將報捕材料移送給檢察院，但他希望可以檢察院可以不批捕，也會把律師取保的意見交給檢察院辦案人員。 　　不出意外，當事人最終還是被批捕，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所謂的“受害人”的額傷情鑒定結果還沒有出來，當事人在被拘留後不足半個月就被批捕。在被告知當事人被批捕後，我第一時間沖到分局，情緒激動對李警官說，“為什麼這個案子要這麼急著批捕，不能等傷情鑒定結果出來之後再做決定”。李警官跟我解釋說。“批捕時檢察院的決定，我們隻是按程序報請，至於是否批捕，我們左右不了，站著個人角度，我是希望檢察院不批捕”，在短暫的沉默後，李警官繼續說，“私底下講，對於侯家恒的案子，作為基層民警，我很同情他的遭遇，他兒子被殺的案子也是我們大隊辦的。但是，作為律師，你應該更能體會，某些人辦公室做久了，對底層人們的生活的不易，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吧”。 　　離開分局後，我又趕到了檢察院去找檢察官。在律師會見區等了約一個小時後，檢察官出來接待。 　　“牛檢，侯家恒的案子為什麼這麼急著批捕？我會見過他，根據他的敘述，我覺得他的事情可能成立正當防衛，至少可能是防衛過當吧，這麼著急批捕似乎有點不妥”我說。 　　“這個案子在轄區影響很大，我也問過公安法醫的意見，三個人的傷情有可能是重傷，而且案件發生後，他的家屬也沒有任何積極的賠償來彌補造成的損害，受害人沒有得到安撫”牛檢不緩不慢的說著。 　　“牛檢，不是家屬不願賠償，我覺得這個事在沒有定性之前，當事人家屬沒有賠償的依據”我繼續補充說“另外，那幾個人打砸他水果攤和對他毆打的事怎麼處理呢”。 　　“那三個男的現在都還在醫院，其中有兩個還在重癥監護室，至於是否處理那幾個人是公安的事”。 　　“牛檢，我要申請變更強製措施和羈押必要性審查”。 　　“那是你們的權利”。 　　半個小時後，覺得沒有必要再交流下去的必要。然後就返回了辦公室。開始考慮變更強製措施和羈押必要性審查的事。中午和律師事務所的主任吃飯，聊起了這個案子，在接案之初，我也邀請他一塊辯護，被婉言拒絕。吃飯時，問他的意見，他覺得案件成立正當防衛的可能性比較小，能認定個防衛過當就很好了。通過簡短的對話，我也更加確定了案件的難度。在不了解事情全貌的人看來，一個人把別人砍進了重癥監護室，被判刑應該是情理之中的事。接下來辯護的方向應該是不斷去嘗試說服辦案人員和周圍的人，喚起他們對像侯家恒這種普通人的同情，和對那三個所謂“受害人”行為鄙視。 　　準備好變更強製措施和羈押必要性審查的材料後，交到檢查察院案管辦。雖然對結果不抱任何希望，但交了材料後，我還是每天打給檢察官，詢問辦理的進展。檢察官的回復，目前情況與批捕的時情況沒有發生變化，不同意變更強製措施。在我的一再要求下，時隔一個多月後，檢察院書麵回函，認為侯家恒的行為有危害社會的風險，有繼續羈押的必要。 　　愛因斯坦曾說，瘋狂就是一再重復相同的事情，卻期望得到不同的結果。之後的時間，我已經數不清向辦公機關交了多少份變更強製措施的申請，總希望可以有奇跡出現。然而生活不是安徒生筆下的童話，直至侯家恒被釋放，法院按程序變更強製措施，其他的申請都石沉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