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戰清楚，說是所有讀書人，其實還不夠全麵。 　　這連眼前的朝堂都沒有完全覆蓋，還沒有算上土木堡之變後在朝堂上失聲的勛貴武臣。勛貴們雖然沒出聲，但也必定是反對有田者皆納賦的，畢竟他們在京城周圍就有四五百萬畝良田，是皇莊的兩倍都多，在南直隸也差不多有這個數。 　　除了勛貴，還有“自己”遍布天下的皇親藩王，他們的賜田更多，畢竟藩王的數量在那裡擺著。 　　“那朕就把剛剛說過的話再囉嗦一遍，太祖時的讀書人已經得到優待，有大功的更是當時封賞，為何今日寸功未立的讀書人還要優待？無過不得罰，無功不得賞，憑什麼就要憑空得到優待？”看著滿朝的反對者，王戰深吸一口氣，字字清晰地說道。 　　“再者說，朕並不讓你們多承擔什麼，隻是讓你們納一些與普通百姓一樣的田賦，一體承擔國用。人人都承擔一些，便可讓窮苦百姓的負擔輕一些，不好嗎？老百姓重賦加身尚且沒有傷心，你們繳納如此微薄的田賦怎麼就能傷了心？怎麼，你們不願意為生民立命？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王戰連連反問。 　　麵對著充滿金殿的反對聲音，麵對著大片出班的黑壓壓的反對者，王戰目光逼視著吳甘來和他身旁的一眾言官，沒有一絲回避，沒有一絲好臉色。話語也是異常乾脆，沒有任何迂回，更沒有任何慌張。 　　吳甘來有些驚愕。他說什麼也沒想到，木匠皇帝能把“為生民立命”當問題扔出來，更是指責自己等人“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在他想來，整天要麼擺弄錛鑿斧鋸、要麼騎馬射箭的年輕皇帝都不應該知道這句話。 　　其他人也同樣驚愕：麵對群臣如此洶洶民意，皇帝居然沒有顯出一絲的緩和。不怕聖旨出不去京城、不怕千古罵名嗎？ 　　“聖上——”吳甘來、薛國觀和彭汝楠不約而同、異口同聲。 　　“莫要空言，朕不想聽那些欺人大言，你們隻要說，願不願意與百姓一起分擔國用。願意，還是不願意？”王戰毫不留情的打斷了三人。 　　“......” 　　三人一時無聲。 　　這個問題也確實沒法回答：說不願意讓窮苦百姓少一些田賦負擔、不願意與窮苦百姓一起承擔國用？那仁義禮智信之中的“仁”字便再也休提。“義”字也同樣如此，沒有了對老百姓的“仁”，沒有了對國事的共同承擔，還有什麼大義？可若是說願意，那還反對什麼？ 　　“聖上之田賦高達太祖所定田賦之三倍，必定令天下百姓不堪重負，生計無著。如此田賦，可稱橫征暴斂，必定使天下百姓陷於水火。”正當群臣為難猶豫之時，吳甘來再一次強硬的向皇帝開火，對皇帝提出的尖銳問題卻是避而不談。 　　對吳甘來的表現，閹黨群臣大為驚愕的同時也是幸災樂禍，隻盼著他在皇帝這遭到重懲。 　　“一鬥太高了？”王戰不由冷笑，“萬歷爺的時候天津巡撫萬世德請求在天津直至永平一帶開水田，上等地田賦一鬥，中等地六升。到萬歷三十年的時候，汪應蛟在天津葛沽、白塘等地開水田兩千畝、旱田三千畝，上肥勤者，水田畝產五石水稻原糧，一般者畝產三石水稻，旱田雜糧畝產亦達到一石六鬥原糧，這還隻是官家。” 　　“再說民間，北方兩年三季收獲，佃戶每季交給身為讀書人的主家至少五鬥，一年至少是七鬥半；南方一年兩季或三季，佃戶一年至少交給主家兩石三石，朕定為一鬥，且免去了全部徭役、免去了任何雜征加派，怎麼就高了？與天下君子清流向佃戶收取的田租相比，不是太高，而是太低了。低到所有佃戶都想脫藉自己去開荒。低到那些人家中的千頃良田都隻能自己種，再沒有佃戶願意給他們種地。” 　　“朕在這裡再強調一遍，任何在這年賦一鬥之外加征的都是犯罪，誰敢向老百姓多征一升，老百姓就可以將他扭送官府、扭送京城，有功無過。” 　　王戰條分縷析，強硬無比，是群臣從未想象過的強硬，是萬歷爺、嘉靖爺都沒有過的強硬。 　　王戰對田地的了解亦是大大超出他們的想象。 　　天外有天，震驚之上還有震驚。 　　他們無從預料，一個多月沒見的皇帝今天會是這副樣子，更想不到皇帝會把民間或者說他們這些官員自己家中對佃戶與投獻之人的高額田租說出來。剛才已經說一遍了，現在這麼多大臣一起反對，居然還說，還說得這般細致，絲毫沒有收回成命的意思，反而是一副撕破臉的架勢。 　　驟然之間，大曌最頂尖的一群人一個個瞠目結舌。 　　“聖上，聖上若執意如此，硬性更張祖製，臣等隻能封駁聖旨。”禮科給事中彭汝楠出班，強硬抗聲。 　　他像吳甘來一樣，同樣避開了具體問題，不與皇帝辯駁具體田賦的高低。 　　“臣等隻能封駁聖旨......”六科大部分人齊齊踏前一步，隻有薛國觀等少數幾人略慢一步，卻也還是跟了上去，殿內氣氛隱隱如烏雲壓頂。 　　“嗬......”王戰氣笑了：講不出道理就硬性封駁，還真是既得利益者的本色——足夠無恥。 　　大曌皇帝看似擁有無限的權力，但是大曌發展到今天，文官集團實際上已經極大的製約甚至束縛了皇權：大曌現在正常的聖旨程序，首先是皇帝下詔給內閣和六部，令其起草聖旨，這就是閣老票擬，也就是拿出成熟的政務意見；之後聖旨初稿與皇帝反復溝通商定；商定後才是皇帝禦筆朱批；禦筆朱批後經六科給事中審核，通過之後，用印，發出聖旨。 　　通常在六科審核之前，閣老在擬定聖旨的過程中就要與六科進行充分溝通，以使聖旨在皇帝、閣老、六部、六科之間取得共識，利於最後的通過。這個過程中，六科給事中如果反對皇帝和閣老的意見，則可以駁回聖旨，也就是封駁。 　　六科給事中與禦史本就是“上糾皇帝、下糾百官”的，這種封駁就是一種糾正。這種糾正的權力本身也是皇帝贊同的。國初之時，六科給事中與翰林們，在上朝的時候都是在皇帝禦座近前的，“常朝俱在禦座左右”，就是要在百官麵前表明對這些八品官的重視，表明皇帝願意接受諫言。 　　在被封駁的情況下，如果皇帝要強行發出聖旨，則被稱為中旨，中旨隻能用墨筆而不能朱批，現在的地方官員都是不太尊重這種旨意的，因為誰都知道，這樣的聖旨沒有取得大臣們的共識。以至於麵對中旨，甚至有那強硬的文官會乾脆拒絕執行。 　　而皇帝麵對封駁，通常也不能怎麼樣，最多是罷官——罷官也隻會成就被罷者的名聲，所以皇帝通常隻能是捏著鼻子認了。 　　若是殺了封駁者，那皇帝就是不能納諫的暴君。而且通常也殺不成，因為其他的文官們都會反對，誰也不想讓皇帝有隨意殺文官的權力。 　　彼世有很多人認為這種政務程序是一種進步，但是在王戰看來，這種製度雖然製約了皇帝的權力，但在沒有強有力都察體製、沒有政務政令充分公開的情況下，找書苑 www.zhaoshuｙuan．coｍ 文官集團的權力並不比皇權更進步，相反，這種製約反而帶來了極大的特權和貪腐： 　　若說皇帝每年要消耗百萬兩銀子，則龐大的文官集團每年至少要幾千萬兩銀子，除了俸祿，還有巨量的貪瀆、飄沒、分潤——巨量的軍餉、賑災糧、工食銀被揣入各級官吏的腰包。還有佃戶不得不接受的每畝至少五成的高額田租。所有這一切，每年相當於兩三億兩白銀，遠勝皇帝的消耗。 　　文官、士紳和勛貴構成的特權集團蛀空了整個國家，這從史書上李自成僅在京城追贓比餉就能拷掠出幾千萬兩銀子就能看得出來。 　　更可惡可怖的是，文官集團還可以隻通過對自己的特權有利的政令，對削減自己特權的則一概封駁，令老百姓負擔的私加濫派越來越重，永無翻身之日。老百姓還不知道自己為何會如此苦難。 　　所以在王戰看來，在沒有強有力的、互相監督的都察體製的情況下，在沒有政務政令向百姓充分公開、向百姓細致宣講的情況下，大曌文官士紳特權集團就是一個超巨型的皇帝——而且這個皇帝還是個超級臃腫、超級貪婪、超級無恥地維護自身特權既得利益的昏君！ 　　說白了，王戰認為絕非皇帝才需要製約，而是君臣皆需製約。麵對數量龐大、權力同樣龐大的文官集團，一個強有力的實權皇帝絕對是必需的。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實權皇帝，文官特權集團隻會肆無忌憚，絕不會適可而止——他們的貪欲是無窮的。 　　沒有強力來約束製約的貪欲，隻會泛濫成滔天的洪水，絕不會自我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