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大殿麵如死灰與幸災樂禍中，寶座上的皇帝繼續輸出震動靈魂、最終也必將觸動利益的火力。 　　“李三才做下那般無恥之事，顧憲成還贊他‘社稷第一功’，居然還能以賦閑平民之身寫私信幫他入閣。他以平民之身還能如此，可見他當年在吏部掌握著選官的權力、做考功司員外郎、做文選司郎中之時是個什麼德行？東林書院‘諷議朝政，裁量人物’，不知他可曾諷議諷議自己？不過料來這般無恥之人，致死都不會諷議自己，錯的永遠是別人。” 　　王戰的話語毫不留情，用語也不再是殿堂之上應該出現的用語，連“什麼德行”都出來了。 　　王戰在朝堂之上如此用語、如此不留情麵，也是因為那副對聯。最初有多喜歡那副對聯，讀史了解到背後的無恥之後就有多憤怒、多厭惡，何況現在還有眼前如同明末一樣嚴酷的現實。 　　大曌吏部四司：文選司，驗封司，稽勛司，考功司。四司的本司長官就是郎中，其上是吏部侍郎，吏部尚書，其下是員外郎。其中文選司主責選任官員，考功司主責考核官員，二司位置重要、權力極大，可以說是掌控著絕大部分官員的前途命運，因此，品階雖不高，地位卻尊崇。因其重要，故吏部尚書和侍郎按慣例一般也由這兩司郎中升任而來。 　　而這還隻是公事公辦的說法——從誰也不會掛在嘴上的利益角度來說，文選司、考功司歷來是所有官員最向往的衙門、最向往的肥缺中的肥缺 　　萬歷二十一年，從肥缺到更大的肥缺，顧憲成由從五品的考功員外郎升任了正五品的文選司郎中。大致可以說，大曌黨爭至此發端，而發端便達於極盛，持續幾十年。國家無可救藥之勢亦由此而起。 　　“李三才家是通州張家灣的大商人，他本人總督漕運。朕有時候就想啊，萬歷爺派出稅監，李三才為什麼那麼反對？後來朕想明白了，他家就是經商的，收稅怎能不肉疼？” 　　“另外，大曌的商稅是定額的，各地都限定了商稅總數，稅監經手的多了，他李三才經手的稅收自然就要少了。尤其是近幾十年，大曌各處的稅課司都撤的差不多了，能收稅的肥缺也就是南北兩京和運河一線了，張家灣更是進京漕運終點，商稅重地。稅監一來，可是大大分薄了他李三才經手的稅款，如此一來，他哪還有錢請顧憲成吃千金一飯？哪還有錢交下那麼多好朋友？肥缺不肥了，怎能不反對？” 　　王戰麵帶冷笑，問題本身便是答案、便是實實在在的炮彈。 　　“高攀龍這個誇誇其談不要臉的東西，他在《上罷商稅揭》中說，‘商稅非困商也，困民也。商也貴買，絕不賤賣，民間物物皆貴，皆由商算稅錢。奪民之財，非生財之道也；生財之道，生之，節之，兩端而已’。朕當初不知道，嘿，他的爹在家鄉放貸，他爺爺亦官亦商。田賦他優免了，商稅他堅決反對。照他這麼說，我大曌的稅賦隻能向著家無餘糧、破衣爛衫的農民收，錦衣玉食的富商一文錢都不應該交。諸位愛卿想想，他這話自己解釋得通嗎？他自己信嗎？‘皆由商算稅錢’？隻有商人交的稅才是稅？每年農民繳納的兩千萬石田賦難道就不是稅嗎？為了私利，玩弄字眼欺君，無恥之尤。‘生之，節之’？若僅僅如此，那些不事生產的商人是怎麼生出家資巨萬、怎麼節出錦衣玉食的？” 　　王戰又罵起了高攀龍，邊罵邊將手拍在一摞奏疏上，這摞奏疏沒倒，旁邊的幾摞奏疏倒像紙牌一樣在禦案上鋪成一溜。 　　群臣看著散落的奏疏，想想方才皇帝一字一句都不差的復述，沒人相信皇帝能清清楚楚記得當年李三才、高攀龍的奏疏內容。既然不能記得，那就隻有唯一的答案：皇帝提前有意找出來了，為今天預作了綢繆，不但梳理了來龍去脈，而且梳理的很仔細。 　　還有人想到剛才皇帝說起高攀龍的家世：說“當初不知道”，那現在是怎麼知道的？...... 　　無論哪一邊哪一黨，無論想到哪，殿上所有的大臣都是暗暗心驚，至於“不要臉的東西”這種詞語，已經不是在意的重點了。 　　看了一眼桌麵，王戰從一溜奏疏中抽出了一封，展開。 　　“再早，邵經邦主管沙市稅課使司，三個月收夠了一年的最低定額，剩下的時間居然撤了稅官，任商人不納一文，自由往來。嘉靖爺三十九年，楊時喬榷稅杭州，居然不清點查證貨物，而是讓商人自己報，商人說多少就是多少，愛交幾文交幾文，在士林真是賺下了好大的名聲，愛民如子啊！” 　　“浙江金華，那般繁華之地，一年的商稅居然報上來七兩銀子，七兩！”王戰又從奏疏中抽出了一封。 　　“李三才、高攀龍、邵經邦、楊時喬，還有數也數不清的清流君子，他們在商人和士林間的名聲可真是好啊，不但延續到今天，恐怕還要傳頌千古。愛民如子啊。” 　　聽著皇帝拖長的尾音，聽著一再出現的“愛民如子”，群臣麵色各異。想想那大曌皆知的七兩銀子，終究是無人能答。 　　“都說萬歷爺愛錢，可萬歷爺就算愛錢，開礦收商稅的初衷也是‘安忍加派小民’，不想向本已窮困的農家收稅，結果李三才、高攀龍之流拚命的反對收商稅，還口口聲聲‘與民爭利’。他們反對收商稅的同時，自己卻豪宅大院、千金一飯、家中良田數萬畝；他們千金一飯的同時，抗倭援朝、遼東用兵，三大殿重建，對國朝兩千萬石的糧餉需求卻視而不見。” 　　“乾清宮與坤寧宮是帝後居所，毀於雷火，要不要重修？皇極門、會極門、歸極門與皇極三大殿俱是朝廷政務中樞，是大曌麵對外邦使節的臉麵，毀於雷火，該不該重修？” 　　“寧夏平叛、抗倭援朝、播州平叛，哪一戰可以不打？哪一戰朝廷可以當縮頭烏龜？就說抗倭援朝，我大曌能容忍倭寇占據朝鮮嗎？若是能忍，那倭寇站穩了腳跟，我等能容忍倭寇占據遼東嗎？他們要是還想占我們的京城呢？能忍嗎？樁樁件件，兩千萬石錢糧，從何生之、如何節之？若是沒有萬歷爺收上來的商稅礦稅，拿什麼重修？拿什麼迎戰？還不是都壓在窮苦農家百姓頭上、加征加派、讓他們窮困欲死？” 　　說著說著，王戰站了起來，開始在寶座上來回踱步，在群臣眼中，火氣十足，猶如困獸，大失帝王風度。 　　“國家有事卻無一實策，不管國家大事需要多少支出，隻會一味地反對商稅礦稅、空談節省，這節省是為了最窮苦的農家百姓嗎？是為了他們口中的‘民’嗎？是為了他們自己！為了他們自家的錦衣玉食不要少上一毫！” 　　“倒是他們口中貪財的萬歷爺，拿出內帑打贏了三大征，保住了大曌安寧。萬歷爺最後那二十幾年，一共征收了一千餘萬兩商稅，臨去之時，留下了七百萬兩內帑，朕於天啟初年遼東用兵之時發內帑二百萬兩，便是出自萬歷爺留下的這七百萬兩。葉向高當時方始覺悟，承認當年萬歷爺大力征收礦稅實在是深謀遠慮之舉，是為了戰亂做準備。現在諸公想想，若無這些商稅礦稅，三大征、重修朕與諸公現在所立身的大殿、還有遼東用兵，百姓要被加征到何等程度？” 　　“像葉向高這般覺悟了且能公開說出口承認的又有幾人？有幾人不怕被顧憲成、李三才、高攀龍之流罵成是與民爭利的小人？” 　　“萬歷爺拿出內帑打倭寇、打三大征、打建奴，顧憲成、李三才、高攀龍可曾拿出他們內宅中一文錢支持前線將士？” 　　“說萬歷爺貪財，朕現在算想明白了，就算萬歷爺真貪財，也正常。自己的臣子人人皆貪，大貪巨貪，偏偏都打著愛民如子、仁義道德的大義旗號不讓皇帝愛錢，讓皇帝簡樸自律，換成是你們，你們會怎麼想？” 　　說至此處，王戰深吸了幾口氣，暫停輸出，凝視群臣。群臣依舊無言，包括那些禦史和給事中。 　　麵對皇帝的問題，尤其最近皇帝總是帶著事實、帶著具體數據的問題，他們無人能夠反駁。福王等藩王確實沒少靡費，一場婚禮便是幾十萬，可是想想皇帝說的這兩千萬支出，對比一下豪奢的李三才等人對商稅的拚命反對，實在難說李三才等人對商稅的反對是為了老百姓。 　　“一再把君父說的貪財無比，李三才他們可真是忠君愛國、不與民爭利、愛民如子的君子。”看著沉默的群臣，王戰冷冷的又跟上了一句，“愛民如子”再次出口。 　　語氣雖冷，群臣卻隻感到了更強的火氣。 　　王戰說的這些並不是信口而言。 　　前些天，王戰讓劉若愚把自己想到的奏折和記載找來，尤其是關於熊廷弼和鄒元標、顧憲成的。劉若愚更聰明，或許是猜到了皇帝的意圖，或許就是看到皇帝最近的作為便自己多長了個心眼、多想了些，不但找了皇帝說的那些，還把再早些的一些稅收、花銷方麵的典型奏折、簿冊記錄找了出來，呈給了皇帝。王戰方才一掌拍中的就是這些資料當中關於錢糧方麵的，當中有高攀龍的《上罷商稅揭》，也有李三才的《請停礦稅疏》、葉向高的《請止礦稅疏》，也有更早一些的其他奏折、記錄。 　　劉若愚居然還給做了一個目錄，目錄中每個題目都稍微長一些，以稍多的字數將內容簡明扼要的提煉了出來。 　　這些資料，令本來有記憶的得以印證，本來沒記憶的則為王戰提供了極大的補充助力。 　　這些奏疏簿冊等資料中： 　　萬歷二十年，平定寧夏哱拜諸部叛亂，軍費一百八十萬兩；萬歷二十年至萬歷二十六年，抗倭援朝前後七年，軍費七百八十萬兩；萬歷二十六年，平定播州叛亂，軍費二百萬兩。這萬歷三大征合計花費一千一百六十萬兩。 　　萬歷二十四年到四十四年，進入內帑的礦稅商稅累計大約一千餘萬兩，每年平均五十萬兩。 　　這些進入內帑的銀子，除了萬歷的享受和賞賜，便是用於戰事、賑災等方麵，如萬歷四十六年六月戶部奏折“遼東兵餉，經議需用銀三百萬兩，今內庫已發一百萬兩”。 　　至天啟繼位，接手的內帑還剩七百萬兩，是以在天啟初年還有能力撥出二百萬兩充作遼餉。 　　諸般資料表明，三大殿萬歷沒修。大臣們認為應該修，畢竟是一國臉麵，但測算認為起碼要十年才能完成，隻能先備木料。而最終萬歷也沒修，但備下了相當一部分來自湖廣、四川、雲貴的木料。 　　當時負責三大殿重修之事的太監貪婪，估算要九百三十萬兩，找書苑 wwｗ.zhaｏshuｙuan.com 文臣們認為應當減半。最終到萬歷駕崩，十五年一共花費了大約五百九十四萬五千兩的材料錢。在萬歷死後，當時的工部侍郎王永光曾上奏疏，“川、湖、貴三省自開采以來，費價數百萬，耽延至一十五年......”。 　　天啟登基，覺得三大殿終究是國家政務中樞、一國之臉麵，不能不修。在天啟這個高手木匠、匠作奇才的監督下，用時兩年，“三殿大工，開工自天啟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起，至七年八月初二日報竣......所費銀計五百九十五萬七千五百一十九兩七錢六分八厘四毫一絲六忽一微”。 　　以上這些支出還沒算賑災，萬歷四十三年，保定巡撫奏章，“皇上又大發帑金，出通德二倉糧平糶”；內閣大學士葉向高奏章，“以大旱發帑金、倉粟賑濟”；首輔方從哲奏章“近發帑金十萬”。 　　國用出自誰之身？很明顯，樁樁件件國事，兩千大幾百萬的支出，如果不出於富商，那便隻能出於貧農。 　　彼世崇禎時期的遼餉便皆是出於貧農，結果就是農民不堪重負、揭竿而起；為練兵剿滅揭竿而起之農民，復加征練餉、剿餉。練餉、剿餉亦復加於貧農之家，士紳權貴一毛不拔。遼餉已是不堪重負，何堪再加練餉、剿餉？連番舉動猶如潑油滅火，大明貧農麵臨的結局隻有死，不過是餓死還是拚死的區別於是烽煙遍地，終至國滅。 　　大曌也在朝這個方向走。 　　腦海中的史書，禦案上的奏疏，史實與現實無一不令人痛恨，王戰怎能忍住一點火氣也沒有？隻能是火氣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