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是全世界公認的具有獨立起源的文明，且是唯一沒有中斷，一直綿延流傳的文明。 　　司馬遷鑄就了中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史記，根據此書記載，中國古代有可靠記年始於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 　　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大型科學研究項目於1996年5月正式啟動。 　　夏商周斷代工程集合了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測年技術等領域的二百名專家學者，歷時五年，終於在世紀之交製定出了有科學依據的《夏商周年表》，這對於先周歷史研究來說是一個重大的裡程碑事件。 　　周武王克商之年是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關鍵，這一年是商周的分界線，確立這一時間的發生年代，就可以推斷西周諸王的具體年份，並對上推和下的年代提供基礎。 　　但是關於武王克商的年代2000多年一直是爭論不休，中外學者根據各自對文獻和西周歷法的理解，形成了44種結論，最早的為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則是公元前1018年，前後相差年份就達112年。 　　為求得正確的克商年份，專家們在陜西豐西地區進行了認真的考古研究分析是周人都城所在地。 　　周文王時期遷都於此，通過對該地的專家們確定客商之年應在公元前1050年到公元前1020年之間是前後差距縮短到30年。 　　就與此同時另一批研究先秦文獻的專家得出的結論基本相同。 　　除此之外，一批天文學家還通過現代天文學的方向反推武王克商時關於天象的記載，得出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1044年，公元前1027年三個克商之年的方案，但即便如此，專家們也隻是縮小了時間範圍而已。 　　而且由於上說並未記載這些年份，所以要想確定具體年份隻能進行推論，專家們全麵推論中外的歷史文獻，發現公元前1046年是最為合理的，而這一年於天文考古兩方麵的研究又是相符的。 　　所以最終把公元前1046年鎖定為武王克商的具體年份是因為當時發現了一件西周的青銅器利簋。 　　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滅簋”或“檀公簋”，西周早期青銅器，1976年出土於陜西臨潼縣零口鎮，收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利簋通高28厘米，口徑22厘米，重7.95千克。 　　利簋器侈口，獸首雙耳垂珥，垂腹，圈足下連鑄方座。器身、方座飾饕餮紋，方座平麵四角飾蟬紋此種方座青銅始見於西周初年。器內底鑄銘文4行33字，記載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紂這一重大歷史事件。 　　這件青銅文物可以說是中國第一批永久不允許出現展出的國寶之中最重要的文物之一，他把我們中國的夏商周三朝斷代工程之中的商周斷代明確到了公元前1046年的1月28號。 　　史記的夏商周的三朝，有準確紀念的的歷史是從公元前841年國人暴動開始的，在這之前呢因為沒有具體的年代記錄。 　　在這之前呢，其實在民國時期我們已經通過了河南的殷墟，陜西的鬥雞臺，已經知道了商和周是真實的存在的。 　　但是商朝和周朝具體是什麼時間斷代的一直都得不到一個有效的說明。 　　這個時候1976年陜西臨潼林口縣老百姓在施工的時候發現了這件青銅器，那麼青銅器中呢一共有38個銘文，這個銘文雖然呢隻是簡單的一小段，卻完成了商周斷代這一重大的歷史工程。 　　這件青銅器上寫的是什麼，它的第一句是這樣寫的。 　　它說武王征商，當時武王還是兩個字兒合並成一個字兒的文王、武王在當時都會這樣合並啊。王就是大斧頭。 　　武王去征商利看到了什麼呢？ 　　在甲子日的早晨，這個子字很有趣，子是什麼呢？子就是孩子啊，孩子剛出生之後呢，瞪著他圓圓的眼睛，頭上的毛還炸著呢，最可愛的一個中國字。 　　在甲子日的早晨，招字兒也很有意思，招字兒的代表的太陽的正從樹林之中在逐漸的升起。 　　然後他看到了一個現象。這個現象叫歲星出現在了天空的正當中，歲星是中國計年的時候最重要的一顆星辰，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木星。 　　木星這個時候呢他已經來到了正當中，因為鼎是中國古代祭祀的時候呢，放在整個宗廟的最當中的那個物品最為重要的物品。 　　所以歲星出現了正當中克遂有商。當天就推翻了商王朝，這個呢和尚書的記載是一模一樣的當天就推翻了商王朝。 　　辛未在八天之後，王在管師。王來到了管師城四幼利利津賞賜給這個叫利的人，他的職稱叫右利。 　　他是乾嘛的呢？左力計言，右力計行，當時的王身邊都會有兩個史官，這兩個史官一個是記他說的話的一個人替他做的行為的，所以做大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兒，你的一言一行必須要符合當時的禮製。 　　那麼這個時候呢，因為右利參與了這次的活動，所以給他賞賜了很多的金，就是銅用作湯宮保尊儀。 　　這個利也很高興，用這些周武王賞給他的銅做了一個保來紀念自己的祖先。 　　說明了很重要的一個事情，第一就是武王征商的那個日子。第二，當時出現了歲星在正當中。 　　那麼歲星為什麼能夠證明時間呢？ 　　歲星也就是木星中國古代是涉及到我國一個最古老的計年方式，乾支紀年。 　　中國古人認為我們的地球作為一個球體啊，可不是天圓地方，是一個球體。 　　我們的先人在用天乾地支紀年的時候就知道大地是個球體。 　　在古老的中國那時候天文學呢並不發達，那時候還堅持那麼宇宙的中心是地球。 　　天圓地方，天圓，顧名思義嘛，所謂的宇宙中星星的是圍繞地球旋轉的。故以測天為圓，就是用圓形來測量天相。 　　地方指大地四方，則隻是地的四個方向東南西北，並不是說地球是方的。 　　但是我們當時是認為地球是世界的中心，也就是地心說。 　　天乾地支紀年是以地心說為基礎發展出來的紀念年方式。 　　當時的人還提出了宇宙的概念，上下四方為宇，古往為今來為宙。也就是說了宇是個空間概念，而宙是個時間概念。 　　當時的人們是以天為蛋清，地如蛋黃這樣的比喻來形容當時人們的宇宙觀的。 　　當時人們認為宇宙它像雞蛋黃似的，外麵有個天穹，我們所處的地球在中間天穹包在外邊，其他的星辰都圍著我們在轉，而太陽圍著我們轉的那個軌跡叫黃道，然後因為太陽轉一圈正好是一年。 　　所以這一年沒法兒來紀年，那怎麼來計年呢？我們發現了一個跟太陽運轉的軌跡幾乎重合的星辰就是木星，木星也在黃道的附近在運轉。 　　那個時候的古人觀測到木星沿著黃道圍繞地球旋轉是需要11.85年約等於12年，把木星相對大地的位置分為12份，如此衍生出了12地支。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把天空分成了十等份，叫十天乾，於是木星每轉到一個位置的時候就是天乾加地支紀年法，這樣形成了中國獨有的乾支紀年法。 　　古人又而觀測到土星沿黃道圍繞地球轉旋轉一周大概需要29.458年約等於30年。 　　古人通過視覺觀察木星和土星運行的相互規律，大概需要20年產生一次兩星重同宮的現象，就是兩顆星處在同一個位置。所以古代定為20年為一運，以此推算每60年兩星同宮三次，以此來界定60甲子用來記錄時間，這就是天乾地支計年法。 　　天乾是十個，地支12個，這兩個組合一層呢是120，為什麼是60甲子呢？這個陽天乾啊一定對著陽地支，陰天乾一定對著陰地支還去除了陰陽的組合就正好砍掉了一半，所以正好剩60，這就是六十甲子。 　　其實這隻是一個簡略的計算介紹，乾支記年方法實際上要比這個復雜的多，其中還涉及金木水火土五星對於這套紀年方法的修正。而且對於中國乾支紀年的方法，《西遊記》的開篇就有中國的上古時間計算方法。 　　周克商年份確定之後，從周朝的開始，商朝的結尾以及周朝諸王的年代便明確了下來。 　　接下來要解決的便是盤庚遷陰的年代，通過對甲骨文的研究發現自武丁丁到他兒子祖庚期間發生了五次月食，這對確定武丁的年代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根據天文學家的推算，武丁在位年份應在公元前1250年至公元前1192年的範圍內，而據尚書記載商王武丁在位時間正是59年。 　　學者又根據甲骨文與史記的記載，商王武丁以前為小乙、小辛、盤根三王，而這三位又是一代人。綜合一代三王總年壽的合理性以及文獻資料的記載，專家們終於找到了盤庚遷殷的具體年份，即公元前1300年左右，並由此推定出商代開始的年份為公元前1600年左右。 　　其實天文學在歷史研究中發揮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比如在對西周周王的年份確定中，天文學就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古書記在周易當中，王元年，天再旦於鄭。 　　天再旦幾日出兩次的奇異天象，這種意向就是我們今天說的日食，隻不過這個日子比較獨特，發生在了早上使看到人們有一種日出兩次的錯覺。 　　專家們對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840年間的日食進行了全麵計算，得出公元前899年四月21日的日時可以在西周鄭地造成天在旦的現象。 　　1997年的時候，我國新疆北部就發生了一次天在旦的特殊日食，這次的天文奇觀證實了天在旦的可能。 　　也給了專家們全新的推算點，經過新一輪的推算，再次得出了公元前899年為周懿王元年的結論。 　　而考古學家們出土的周一王時期的青銅器也再次證明公元前899年為周易王元年數次的不謀而合，為西周王年代表的確定拿下了鐵一般的基礎。 　　以上三個關鍵性年份的確定如同是荒野之中的明燈，為夏商周斷代研究劃定的範圍指明了方向這一學術史上的第一次大規模跨學科的合作研究，可謂是多學科交叉研究的空前盛況。 　　盡管隨著《夏商周年表》的公布，也終於告訴其中對夏代的始年、夏商分界年代、武丁在位年代和武王克商年代的估定具有重要創新意義。 　　不但為進一步對夏商周的年代精確化創造了良好的條件，還為繼續探索中華文明起源及早期發展，為揭示五千年文明史起承轉合的清晰脈絡，打下了堅實基礎。 　　而洛陽地區二裡頭遺址、偃師商城遺址的重要發現，為夏商周斷代工程提供了可靠的物證，作出了重要貢獻。經過幾年的努力，從而結束了中國編年史不足3000年的尷尬歷史，由此中國5000文明史到確定。 　　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年表》正式出臺，這是我國迄今最具科學依據的古代歷史年表。這個年表為我國公元前841年以前的歷史建立起1200餘年的三代年代框架。 　　夏代的始年為公元前2070年，商代的始年為公元前1600年，盤庚遷殷為公元前1300年，周代始年為公元前1046年1月28日。 　　根據該年表還排出了國人暴動之前，西周十王具體的在位年份。以及商代後期從盤庚到帝辛12王的大致在位時間。 　　夏商周三代是中國古代文明由興起走向繁盛的重要時期，往上可追溯中華文明的起源三皇，往下都可開啟中國古代文明的基本格局。 　　夏商周三代科學紀念的確定不僅將使中國5000年文明歷程得以證實，同時也將對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發展產生重要作用。 　　林夕就決定以這些為時間錨點，然後在結合各種的史書來填充時間線的各個階段。 　　從而建立一個統一的時間軸，而把自己需要的故事安排在這些時間軸上。從而編寫一部三師兄要求的可以麵對廣大信徒宣講，而且那些有歷史根底的讀書人也挑不出大毛病的故事集。 　　至於這些時間上的不準確，其實林夕並不在乎。因為他要編的不是史書，而是像《三國演義》那樣的基於歷史史實經過改編和稍微杜撰一些內容的小說或者說評書。 　　《三國演義》是根據陳壽的三國誌編寫的一部歷史題材的。小說他當中很多內容其實和歷史上是有很大差別的，比如說火燒新野的是劉備，而不是諸葛亮；使出空城計的也不是諸葛亮，而是周瑜；至於周瑜也不是那個小肚雞腸的周公瑾。他也不是被氣死的，而是由於得了疫病而病死的。 　　再說《三國演義》小說中的最著名的片段火燒赤壁，其中講到諸葛亮借東風，以中國古代對天文知識的重視，在每天都觀測天文現象的時候，順便記錄一下當天天氣情況並不是一個多麼奇怪的現象。就像現在寫日記還要寫上時間，地點，天氣等內容一樣。 　　而經過長時間的記錄，其實很容易就發現在隆冬季節快要結束，春季將至的時候，江東地區刮東風的自然現象。 　　其實這麼講諸葛亮社壇巧借東風，也就沒有什麼神秘的。隻不過他知道了東風的刮東風的時間，借助迷信的手段，給兵力較少而且裝備也不如曹軍精良的孫劉聯軍一些信心而已，說白了就是一種造勢的手段。 　　而隨著東風而來的火攻不但是歷史的史實，而且也是《三國演義》而火攻則是赤壁一戰的核心。 　　《三國演義》裡赤壁之戰絕對是全本書最精彩的一節。 　　從第43回諸葛亮舌戰群儒，魯子敬立牌重義一直到五十回，諸葛亮智算華容，關雲長義釋曹操。全都是描述赤壁之戰。 　　前半段寫的劉備燒新野，棄樊城，敗當陽，奔夏口。曹丞相的兵威震東吳。這當中最精彩的就是趙子龍長阪坡七進七出救阿鬥和張飛喝斷當陽橋。 　　後半段龐統巧獻連環，黃蓋詐降，蔣乾盜書，直至火燒赤壁曹賊倉皇逃竄，在這段故事中就有龐統為曹軍的瘟疫士兵治病的描寫。 　　在這兩段文字當中的其中的主要的目的就是火燒赤壁，一切故事都是圍繞赤壁的這一把火來描寫。仿佛赤壁一把火，直接把曹軍燒了個一乾二凈。 　　赤壁之戰，曹軍的失敗是多方麵原因造成的，瘟疫、詐降、火攻缺一不可，這也正是三國演義的魅力所在，英雄豪傑，金戈鐵馬，爾虞我詐，共同譜寫了戰亂時代的壯麗詩篇。 　　歷代文人騷客關於赤壁之戰的寫的詩很多。最有名的一首就是杜牧這首詩。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再有就是蘇軾的赤壁懷古。其中小喬初嫁了，羽扇綸巾。談笑中，墻擼灰飛煙滅。 　　《三國演義》故事寫的非常精彩，但不能琢磨，一琢磨就要發現問題了。 　　先從兵力對比上來說。根據史料記載，曹軍在赤壁之戰開戰前，其兵力在15萬左右，其中荊州降軍為5~6萬，從北方帶來的曹軍有10萬。 　　歷史上的赤壁之戰，孫劉聯軍隻有5萬左右的兵力，其中大部分還是水軍，可以說兵力對比十分懸殊。 　　所以才有了赤壁之戰發動的原因，企圖利用水火之力來打敗曹軍，因為正規野戰無論從兵力還是武器裝備上，孫劉聯軍根本不是曹軍的對手。 　　這也是小說著重寫這一戰的原因，以少勝多，而且是大勝，非常博人眼球。 　　再說歷史上赤壁之戰的這10萬由北方來的曹軍，都是從北方帶過來的老兵。 　　他們打過呂布，打過袁紹，打過遊牧民族，南下時連著劉備從新野一路逃到了江夏。 　　蔡瑁，張允更是帶著劉崇直接投降，其實力不容小覷。 　　火燒赤壁固然給曹軍造成了重大打擊，但主要是戰船損失和士氣低落，而非人員傷亡，大部分士兵當時並不在船上，而是在岸上。 　　這火燒的再快，岸邊的曹軍也不可能連逃跑的時間都沒有，哪怕是戰船上的曹軍士兵，恐怕也隻有直麵東吳火攻的那幾艘戰船上的士兵才來不及逃跑。 　　再說無論是三國誌還是《三國演義》都說明與吳軍直接水戰的是荊州的降軍，而不是曹操的北方的主力。 　　因此火燒赤壁雖然讓曹軍失去了繼續打水戰的能力，但陸戰上的影響並不大，至少到不了讓那些百戰老卒一路潰敗千裡的程度。 　　赤壁之戰的大敗未必能將曹軍水軍燒個一乾二凈。曹軍在赤壁之後固然受到了不小的打擊，但孫劉聯軍在野戰甚至守城戰中都打不過曹軍，又如何能戰勝在野戰城內防守的曹軍呢？ 　　但無論是小說中還是在三國誌的記錄當中最終結果卻是江陵及其周邊的所有長江南地區被孫劉聯軍所得，曹軍隻守住了江北的襄樊。 　　隻不過嘛火燒赤壁這個故事在三國誌中可不止一個版本，而是三個。 　　正所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當人與人產生了沖突，自然而然的就會選擇對自己更有利的說辭，想要解決問題，要麼找個有威望的人評理，要麼找權威機構進行調查並給出裁定，說白了就是找裁判。 　　但出生於赤壁之戰20多年後的三國之作者陳壽，顯然是不想做裁判的。 　　他把不同版本的故事全都寫進了史書裡，所以三國誌中明確記載了幾種互相矛盾的說法。 　　魏書中說是曹操軍中大疫，燒船自退。蜀書中說孫劉兩軍打敗曹軍，還把曹軍的船給燒了，之後曹軍爆發瘟疫，曹操撤軍。吳書中說赤壁火攻，大獲全勝，隨後孫劉聯軍繼續追擊，直接把曹操趕跑了。《三國演義》中的故事就是來源於吳書。 　　三個不同的版本，源於魏蜀吳三國不同的訴求。 　　對曹操來說吃虧的事情要為尊者諱，因此重點放在了瘟疫上，乃非戰之罪。 　　對於劉備來說要放大自己和周瑜出戰，打敗曹軍的勢力，明確孫劉聯盟的正確性，還要彰顯焚燒戰船是自家作戰遊盟取得的戰果。 　　對孫權來說，自然要選擇大書特書自己火燒赤壁的功勞，瘟疫的比重啊能少就少。 　　所以三者都沒有錯，隻不過敘事角度不同而已。 　　根據各方的記載，我們也能拚湊出盡可能真實的歷史，赤壁之戰前期曹軍內部就已經出現了瘟疫，這影響了曹軍的戰鬥力，導致初戰不利，暫住烏林。 　　但此時曹軍仍有十幾萬兵馬，並有著大量戰船，對孫劉聯軍有著巨大的威脅，因此設計詐降，火攻，將曹軍水軍戰船付之一炬。 　　失去戰船的曹軍就此失去攻取江東的能力，由於軍中正在鬧瘟疫，曹軍無法以孫劉長期對峙，所以隻能撤退。 　　但此時瘟疫規模已經擴大，曹軍的戰鬥力已經大幅度的下降。曹軍在陸地上也已經不是孫劉聯軍的對手，江陵失手，曹軍最後退倒了江北的襄樊地區。 　　瘟疫對曹軍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合肥戰場孫權大軍攻打兵力空虛的合肥，打了100多天都沒能取勝。 　　而在曹仁反攻夷陵的戰鬥中，吳軍甚至做到了在陸地上將曹仁指揮的曹軍擊退。 　　曹操曾從荊州主力分出一部分去支援合肥守軍。但一向兵貴神速的曹軍，史書中的記載卻是久而未至。 　　未來在逍遙津喜提稱號的孫10萬固然沒有周瑜能打，但合肥方麵的曹軍也就是小貓三兩隻。 　　江陵曹軍更是不缺將領，曹仁自然不必多說，徐晃和從襄陽過來支援的樂進也都是曹操手下五子良將。 　　但即便如此，曹軍還是在江陵被打的抬不起頭來表現甚至還不如合肥守軍呢。 　　曹操在攻占荊州之後，曾經停留了幾個月，安撫人心，雖然算不上固若金湯吧，但也絕對不是遍地反賊。 　　如果沒有瘟疫，曹軍完全可以在陸地與孫劉聯軍進行野戰，荊州一帶荊襄的大族可以供給曹操大軍糧草。 　　曹軍仍然有10萬之眾，即便無法迅速擊退孫劉聯軍也不至於打的這麼窩囊，而隻要曹操守住荊州，東吳就一直處於戰略劣勢之中。 　　隻要等曹軍喘過氣兒了，那是東吳一直有滅國的危險。 　　所以曹軍但凡有一絲可能，曹軍他絕不會一路退到襄樊。 　　其實曹軍表現如此差勁的原因，隻有一個非常簡單的原因，史書中明確記載大疫力士多死者。 　　東漢靈帝建寧四年和熹平二年，都有出現大瘟疫的記載。 　　至於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的原因便是東漢末年，當時疫病大流行時的大賢師張角施舍符水治病，聚信徒36方。以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號，發動了轟轟烈烈的以改朝換代為目的的大起義。 　　黃巾起義被鎮壓後，後群雄爭霸局麵的形成，中原大地死人更多，瘟疫也就更具有毀滅性。 　　而建安年間更是整個三國前後瘟疫最嚴重的時期。而建安年間的瘟疫又以建安22年作為嚴重。 　　根據曹植說疫氣所講，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嚎失之哀，建安七子裡的劉楨，陳琳都是在這一時期，因為疫病而去世了。 　　然而三國時代的瘟疫，並沒有因為三國時代終極而結束。 　　三國歸於晉一統後的兩年，西晉太康二年境內仍然還在發生瘟疫。 　　長達100多年的瘟疫讓上至王公貴族下至平民氏族都死了之後，漢人人口也從東漢後期的6000萬一路下降到三國末期的3000萬。 　　這裡的人口減少不僅是戰亂，饑荒與瘟疫也是重要原因。 　　所以建安13年東征孫權的曹軍出現瘟疫再正常不過了，荊襄地區氣候濕冷，北方而來的曹軍根本無法適應這裡的氣候，水土不服，容易生病，軍中爆發瘟疫合情合理。 　　更重要的是史書中是有曹軍中出現疾病的記載的，隻是《三國演義》忽視了瘟疫的存在，畢竟三國誌，吳書周瑜傳的也沒寫。 　　《三國演義》原文的東風就是物理意義上東風，後來才多用來表示時機。 　　或是但其實幫助孫劉聯軍取得最終勝利的東風很可能不是物理以上的，而是象征意義上的東風瘟疫。 　　《三國演義》和三國誌中相差的並不是一點，甚至其中的主要人物魯肅實際上並忠厚，而是相當聰明還是在三國時不次於諸葛亮的謀士。 　　《三國演義》中忠厚幾乎迂腐的老實人，更是史書中豪爽豁達的風流俠士，他就是三國時代最被低估的謀士魯肅。 　　他出身於巨富之家，為人性格豪爽，樂善好施，年少時期就氣度不凡，頗有謀略。 　　魯肅早先曾與周瑜為好友，這一點在《三國演義》中也有體現，《三國演義》中的介紹是當時周瑜家已經沒有糧食了，魯肅家有兩斛糧食，他便借了一斛給周瑜。 　　隨著江東局勢發生變化，孫策遇刺身亡，孫權執掌東吳。 　　魯肅在周瑜的推薦下，魯肅來到東吳，而魯肅和孫權的第一次約談就相當傳奇，因為兩人是同坐一張大塌，所以魯肅的這一番謀略被稱為塌上策。 　　雖然在歷史上塌上策沒有隆中對名氣那麼大，但是論戰略水準卻是毫不遜色。 　　魯肅的塌上策精準的為孫權指出了戰略問題和發展方向。 　　其一、他指出孫權想仿效春秋時期晉文公圖王霸之業的設想是不現實的。 　　因為曹操已取得挾天子以令以令諸侯的優勢的政治地位，而且手中掌握著龐大的軍事力量，曹操的力量也不是能輕易鏟除的。 　　其二、魯肅建議孫權割據江東，伺機而動，利用曹操暫時與北方的眾多諸侯混戰還未統一北方無暇南下的機會，進攻劉表占據荊州，然後盡戰長江以南二分天下，最後建號稱帝，逐步奪取天下。 　　魯肅鼎足江東，二分天下的塌上策和諸葛亮的隆中對在許多觀點上是一致的，都是極具戰略眼光的頂級策略，兩者同樣準確地把握了當時的客觀形式，並提出了遠大的政治目標。 　　而魯肅他上次的提出比之隆中對還早了七年，由此可見魯肅深刻的洞察力和政治眼光時不在諸葛亮之下。 　　隨著曹操穩定北方局勢，怕被孫權奪得占領荊州的先機，於是率軍南下，從而引發了後來舉世聞名的赤壁之戰。 　　在赤壁之戰前夕，劉表病死，魯肅借去襄陽調研劉表的機會，主動接觸了倉皇南逃的劉備，為孫劉結盟打下的基礎，因此魯肅毫無疑問是孫劉聯盟能夠促成的第一功臣。 　　隨著劉表的兒子劉琮已經獻出荊州給曹操，而東吳在得知曹操準備渡江東進時，群臣紛紛勸孫權投降，唯獨魯肅一語驚醒夢中人，點出眾人皆可投降，唯獨孫權不可投降的關鍵所在，打的堅定了孫權與強敵曹操血戰到底的決心。 　　最後在赤壁之戰後，魯肅又從全局考慮立選孫權把荊州借給戰略盟友劉備，促進孫劉聯合共同抗曹操的計劃。 　　其實或許很多人覺得此舉是肉包子打狗，得不償失，其實背後所體現的正是魯肅的深遠的戰略眼光。 　　赤壁之戰，孫劉兩家雖然以弱勝強打敗了曹操，但論實力孫劉還是遠不及曹操，隻有走聯合抗曹的道路才是正確的選擇，俗話說，敵人的敵人則是朋友。 　　魯肅此舉一方麵增加了反抗曹操的勢力，另一方麵則是以劉備作為屏障來阻擋曹操對東吳的威脅，作為一個高瞻遠矚的政治家，魯肅對此非常清楚，所以他終生不渝的堅持這一戰略方針，並為之竭盡全力。 　　而曹操在聽完孫權借荊州給劉備的消息後，正在寫信，更是震驚之下落筆於地。 　　隨著劉備占據益州勢力的不斷壯大，東吳要求歸還荊州，雙方劍拔弩張，戰爭一觸即發。 　　魯肅作為軍前的軍事統帥和劉備留在荊州的軍事統帥關羽各為其主摩擦不斷，但魯肅屢屢以大局為重，盡量安撫雙方之後便發生著名的單刀赴會的故事。 　　原本《三國演義》中美化關羽的單刀赴會，其實真實情況並不是像小說演繹的那樣，關羽坐著一艘小船到江東去赴宴？ 　　當時的具體情況是以魯肅和關羽各代表孫劉雙方在湘江談判。 　　魯肅為了表示誠意邀請關羽提出各自將兵馬布置在百步以外，隻有將軍們各帶單刀赴會。 　　雖然看似風險等同，但是麵對一流武將關羽加之原本就劍拔弩張的態勢，魯肅所承受的風險和壓力自然更大。 　　然而魯肅做出決定後，手下將領出變故，勸說魯肅不要赴險地，魯肅毫無畏懼赴會，由此也能看出其非同常人的勇氣和魄力。 　　最後在雙方的不斷博弈下，雙方議定依湘江水北界平分荊州，孫劉休兵罷戰。史稱湘水畫界。 　　讓我們的心目中認為唐朝的貴族和普通百姓非常的奢侈。 　　這是因為在唐代之前的魏晉南北朝，中國經歷了大瘟疫，這次大瘟疫實際上呢，是歷史上對中國應該說整個的經濟政體構成了巨大的影響力。 　　東漢時期的傷寒在魏晉時期一直的長期的流傳。那麼這個傷寒。 　　當時張仲景提出了要研製傷寒散，這個傷寒散呢，煉製的時候，它所使用的那些工具。也就是煎藥熔爐也好，還是它盛放的容器也好，都是金和銀製成的。 　　但是練字的傷寒散的確控製了傷寒大疫，使人們得以劇活了下來。 　　這樣就在以後的人們心目之中形成了一種概念，使金玉者可得不死。 　　用金和玉做成了容器之後，然後就可以讓自己避免於瘟疫，可以不死。 　　那麼到了唐代的時候依然如此，我們現在看到唐代的貴族和世家大族大量使用的金盆，銀盆和銀椅。 　　那是當時人們用來呢。洗濯清潔的一個工具。這是沃冠之禮。 　　我們知道臥冠之禮實際上呢，是西周甚至更早的商代一經所有的一種禮節。 　　中國人古代的時候呢，可以說彬彬有禮。這個彬彬有禮呢，說的就是當你到了別人家裡去做客的時候。 　　那麼主人就會到門口來迎接你，然後這個時候一個年長的仆人會拿著手中的椅來倒水，一個年幼的仆人會捧著手中的盆來盛水。 　　水從上向下倒入的時候，客人會在流淌的水中來洗手，主人的手裡會拿著一個巾，然後幫你來擦手啊，這是你到別人家裡做客的第一步。 　　那到了唐代的時候，當時的這些盆子已經開始被金銀來取代了，金盆呢，是當時的唐代貴族用它來盛放水，這既是代表了自己對於賓客的一個重視，同時也是自我的一個地位的標榜，我能過什麼樣的日子，你是用不起這樣的東西的。 　　那同時唐朝因為這種金盆依然的非常的罕見，找書苑 ｗww．zｈaoshuyuan.com 能夠使用純金器的是必須是親王以上的國公級別的人才可以使用的。 　　所以現在江湖上流出流傳的金盆洗手，其實就是借鑒。金器在唐朝時隻有國公的地位的人才能夠使用這個特點，說自己已經達到一定的地位了所以自己就不在乾以前的事情。 　　其實也是形象的表達了唐出的那些武將起身於草莽，最後都獲得國公這個爵位的美好的寓意，而且這些人基本上都是壽終正寢的。 　　因此當時唐代的女子她們呢，喜歡用金盆來洗麵。他們認為用清盆洗麵的話，可以讓一個女人保持容顏的青春不老啊，這其實有各種各樣的心理上的這種暗示。 　　那唐代的詩歌就寫到歸來院中重洗麵，金盆水中翻紅泥，就是當時的唐代女人化妝化的實在是太濃鬱了，所以回來之後用這個東西來洗臉，光是洗完臉以後，裡麵落的那個胭脂底，底下的胭脂沉澱的是一層紅泥，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那唐代女人要化妝成什麼樣的。所以濃妝重彩才是對唐人對化妝的一種表述。 　　同時孩子出生的時候，那麼父母呢，就會把他在第三天的時候放到這個盆子裡來為它洗滌，稱之為叫洗三。 　　國人認為洗三之後，孩子們就可以避免瘟疫。可以呢，得到一生的吉祥，所以洗三這個習俗和百天抓周一樣，都成為慶賀新生兒活下來的風俗習慣。 　　而且現在富貴人家喜歡使用銅盆的習慣也是那時流傳下來的。隻不過金銀盆太貴，普通人家使不起，所以就改為使用和金盆十分相似的青銅盆。而且嬰孩洗三的儀式一般都是在使用青銅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