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仁”還表現在對臣子、宮人和百姓等各個方麵。在皇上所有的嬪妃中，最受寵的是張美人。有一次，廣東官府沒收了一批南珠，特意將這些珍珠運到東京獻給皇上，皇上帶著皇後和嬪妃觀賞，誰都喜歡的不得了。眾嬪妃纏著皇上要賞賜，皇上不得已每人賞了一、兩顆，卻對他非常寵愛的張美人賞了十幾顆。張美人每天花費大量時間修飾頭發，將這些珍珠嵌在頭巾上，戴著它在後宮炫耀。 　　俗話說：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張美人愛珍珠，惹得其他嬪妃羨慕嫉妒不說，事情傳到宮外，一時間引起開封的婦女紛紛效仿，街市上的珍珠價格突飛猛漲。 　　皇上也聽到了反映。這一天，皇上在後花園裡觀賞牡丹，牡丹有千餘本，各有金牌牙字標明品種，姹紫嫣紅，爭奇鬥艷。 　　張美人來得遲了，頭上戴滿了珍珠。皇上想起街市傳言，故意用袖子遮住臉，隨口說了句：“滿頭白紛紛的，也沒個禁忌。”皇上話說得很文雅，換作老百姓張口就是“頭戴孝帽子”了。皇上一句話，臊得張美人滿麵通紅，慌忙跑回宮中。 　　過了一會兒，張美人回來了，頭上隻用一根銀釵籠住頭發，象征性地嵌上一顆珠子。皇上很高興，挑了一朵牡丹花，親手給張美人別在頭上，紅花襯托著潔白的珍珠分外耀眼，皇上又讓其他女子效仿。皇上興奮地道：“可謂相映成趣，滿園富貴啊。”一時間，滿園歡聲笑語、其樂融融。這事傳到宮外，很快珍珠價格應聲而落。 　　仁宗剛滿六歲就被送到資善堂受學。資善堂位於皇城東部，是東宮的附屬建築。老師都是當世大儒，孫奭、馮元、崔遵度、張士遜等。做了皇帝以後，上課地點改在皇帝殿試進士的崇政殿西閣，定期召翰林學士講解經史要義，稱為“經筵”。 　　擔任經筵首席講師的是孫奭，直到他七十歲了，連續三次請求退休，才於天聖九年(1031年)得到劉太後和仁宗的同意。仁宗在宮禁之內的太清樓為自己的老師設宴餞行，親賜裘衣、金帶及馬鞍。這些老師對仁宗的影響都是深遠的。 　　但是皇上身邊也有學問不純的講師。林瑀為侍讀時，有一天突然奏道：“臣得一卦，象曰：‘雲上於天’，主陛下體天而變化也。”仁宗問：“如何順天而變化？”林瑀道：“君子以飲食宴樂為根本。故此臣願陛下頻宴遊，務娛樂，窮水陸之奉，極玩好之美，則合卦體，當天心，而天下治矣。”這簡直是明目張膽地誘導皇上荒淫無道。 　　仁宗驚駭林瑀怎麼會說出這樣的話，次日問賈昌朝，賈昌朝對仁宗道：“此人假天之象，歪解經籍，真小人也。”仁宗同意賈昌朝的見解，將林瑀趕走不再用。 　　仁宗對朝廷中有林瑀這樣的小人，而且這種人居然還能成為聖師感到非常驚詫，他不斷地提醒自己和臣子，要警惕這種小人。一次在朝罷後，仁宗對眾位宰執道：“卿等以為林瑀走了，朝廷就再沒有小人了嗎？” 　　仁宗除了在生活上嚴於律己，對於關乎國家社稷的諫言也采取從諫如流的態度，因此宋朝的這個時期，皇權、相權、臺諫之權發揮得較好，相互平衡又互有製約。 　　有一天，仁宗退朝後回到寢宮，來不及脫下袍服，急忙摘下帽子道：“快快！頭癢得太厲害了。”掌管梳頭的宮人慌忙過來，掌梳人邊為仁宗梳理頭發邊搭話，她見仁宗懷裡有卷文字，便問道：“官家懷裡是何文字？” 　　仁宗道：“是臺諫的奏章啊。”又問道：“奏的什麼事？”仁宗道：“近日淫雨綿綿，臺臣奏說是宮禁中陰氣太盛所引起的，後宮中嬪禦太多，應該適量裁減。” 　　掌梳人輕聲細語地道：“兩府兩製的那些官員，家內都有歌舞班子，官職稍有升遷，便增加女侍。官家您的身邊隻有一、二個人，還要說宮內陰盛需裁減，他們也太過分了，難道隻許他們快活嗎？”仁宗聽了不再說話。 　　沉默許久，掌梳人又問道：“這件事必須得按臺諫的意思辦嗎？”仁宗道：“臺諫之言，怎敢不執行。” 　　掌梳人仗恃自己深受皇帝的寵愛，睹氣地說：“如果真的要執行，就請將奴奴我第一個裁減。” 　　晚飯後，仁宗下詔：自掌梳人以下三十人都放出宮。太後吃驚地問：“掌梳頭者是官家所愛，奈何作第一名遣之？”仁宗嘆息著道：“此人勸我拒諫，這樣的人豈宜放在朕身邊。” 　　這是個什麼樣的皇上啊！ 　　從仁義這個角度來看，找書苑 www.zｈaｏsｈuyuan．com這位仁宗皇帝真是千古一帝。身邊就這麼一個可心的按摩師，因為閑聊涉及到朝政，皇上就能忍痛割愛將她逐出宮去。 　　四 　　皇上雖然以身作則率先垂範，但是大臣勛戚卻不買帳，由於開國後製定的揚文抑武國策，文人在宋朝政府中的地位和職責大大提高。宋王朝文官的待遇相當優厚，“祿賜之外，又時有恩賞”，“故入仕者不復以身家為慮”。 　　這不僅提高了文官的社會地位，也提高了他們的自尊、自以為是心理。 　　當然，這一係列作法也釀成了宋朝“冗官”過濫，國家財政負擔過重。多數人耽於享樂，驕奢淫逸，雖有少數大臣廉潔自律潔身自好，卻無法扭轉這種局麵，在朝廷上下多數官員的帶動下，使得有宋一代民風注重奢華享樂，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 　　範仲淹食不重肉，每天飯桌上隻能有一盤肉菜，餘者都是素菜。他還很愛施與，樂於為善，留夠妻子兒女的基本生活費用後，餘者大都施與家族義莊或他人。 　　雖然他的俸祿很高，但他的生活很清貧，這是他從青少年時就養成的習慣。每晚就寢，都要算計今日支出所費幾何，明天要預留多少生活費，不搞清楚就睡不著覺。他這樣對友人說：“臨睡時即開始算計明天一天的飲食豢養之費，以及這一天的錢花在哪兒了，倘若所要花費的與要辦的事相當，則摩挲著肚腹安然而睡。要是花虧空了，這一宿就睡不著了，反復琢磨著第二天再從哪兒找補回來。”大宋名臣的另一麵是不是很驚艷？